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红色巨兽颓然倒下之谜：苏联的最后一年 作者：麦德维杰夫 内容简介 本书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 1991年，麦德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的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关于819事件的笔记。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 前言 早在1992年春天，美国诺顿出版社就曾建议我写一本关于"1991年事件"的书，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但我在开始这项工作不久就把它撂下来了。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而是因为很多事实我们当时还不很清楚。"苏联"号轮船倾覆所产生的波浪实在太高太猛，覆盖区域实在太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政治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 当前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总是高于刚刚走向历史的那些事件。我这段时间撰写了不少文章、评论和书籍，都是涉及发生在1992年至2001年之间的事件。 但是，如今的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关注这些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的那段历史，这促使我重新开始十年前中止的写作计划。 2002年9月l日 第一章 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1. 1 苏联经济的下滑 1. 2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1. 3 立陶宛危机 1. 4 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 5 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 1 苏联经济的下滑 1991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分钟，我们都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按照以往的传统习惯，宣读了国家元首致苏联人民的新年献辞。"亲爱的同胞们！在这一时刻，我们回首逝去一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同时带着希望去展望，在即将到来的1991年里，等待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我们伟大国家的会是什么。即将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历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个人安全的降低、秩序和纪律的弱化，都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国家领导的失误和错误，以及我们大家的不足。最困难的一年已经被我们送走，我们国家挺过了这一年，也作了不少斗争，未来一年对我们不同寻常，解决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就落到未来这一年。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比保留和复兴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已经有几百年了，苏联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将大家团结在一起，那场毁灭性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所留下的深深记忆将大家联合在一起。我们在1991年将面临很多重大的、涉及国家命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保留和复兴苏联的进程之中。"①关于改革、革命、加快进程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什么都没说，但他提到要坚决巩固行政政权和稳定。我们重新听到了有关民主和纪律的语句，还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他不会退让，不会背离"这条路线"的内容。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整个国家和它的领袖已经迷失航向，而且把我们大家都带进一个很深的死胡同。改革失败的最明显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速增长或者停滞的问题，而是经济特别混乱和严重下降。 按照最近十年的传统，我们在每年1月都能听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的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重要指标的报告，两个以后还要出版《苏联的数字》这样一本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主要是给负责宣传、党务和经济工作、的干部用的，每年临近秋季的社会，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还要出版一本内容丰富、面向职业经济学家的《统计年鉴》。每逢五年计划结束之际，还要出版一本《五年计划总结指南》。所有各类手册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是《1989年度总结报告》，统计结果引起人们的恐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7%，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增长仅为1.3%，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920亿卢布，国家内债高达4000亿卢布，外债和货币发行量都明显增长，十年期间外贸首次出现逆差--20亿卢布。尽管如此，人们对扭转局面还是抱有希望，恐慌的声音还没有达到非常响亮的程度。 但是，1991年的1月的报纸没有公布任何有关1990年经济结果的消息，此后也没有见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负责出版的《199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报告》，既没有印出主要统计数字的小册子，也没有出版内容齐全的总结指南。1990年是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没有见到有关这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连国家发展计划和1991年的预算都没有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也被推迟。所有这一切所证明的不仅是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改革的崩溃，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当时能够得到一些更详细的但、实际上也是比较贫乏的信息。在1990年夏天印制的供最高苏维埃代表阅读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当年上半年没有取得财政状况的改善和稳定，这期间的社会生产和生产效益明显下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各个层次经济控制能力的恶化，经济联系遭到破坏、松弛的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被迫削减重要原材料和配套部件的进口。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当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国民收入下降2%，劳动生产率下降1.5%，国家预算半年的赤字达到110亿卢布，到当年7月初，国内内债超过4200亿卢布，货币继续增长，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日用品和服务业的价格继续增长，日用品市场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外贸继续逆差。 1990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恶化速度比上半年更快。货币发行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极限，整个货币周转系统遭到了破坏，对外贸易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数字--100亿卢布。老百姓发现钱越来越毛，商品越来越少，于是开始储存各种各样的商品，香烟从城市的商店里消失了，买面包也要排队。不仅食品商店，就是首饰商店一大早也排起长队。在此情况下，商品购销价违背了国家定价的"地下经济"迅猛发展。那时候，合法的集体合作社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而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的"地下经济"总额达到3500亿卢布，仅比当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低30%。按照预先估计，1990年的农业收成比较乐观，粮食产量甚至能够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但苏联政府还是决定从外国进口了大量谷物，还进口了相当数量的烟草制品，这是1947年以来苏联没有过的事情。经济出现困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自然会引起尼古拉·雷日科夫总理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不安。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函中写道："得到苏联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线，解放了社会复兴的强大力量；实施改革方针，使国家从休眠和停滞中挣脱出来；国际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行政系统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贯彻经济改革措施的间断和半途而废，经济指导中犯下的错误，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等，共同引发了国家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生产规模降低，经济联系中断，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国民经济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旧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市场条件下刺激经济的手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有利于形势加快改革进程的、沿着市场经济道路的、充满活力的新举措。"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社会和谐又是怎怎么样呢？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苏联，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传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失败。"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年轻共产党员》杂志在1990年底就是这样描绘国家形势的。②国内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食物定额。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样急剧下降实在令人费解。经苏联总统批准，苏联政府提高了从外国借款的数量，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方式。国家外债从1985年的100亿美元上升至1990年底的500亿（或550亿）美元，这一年仅利息就要支付将近70亿美元。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系统内部存在隐蔽于社会暗箱操作行为的。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的数据，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500~1800吨之间，而且每年还有300~500吨的黄金产量，但是到了1990年底，苏联黄金储备却仅剩500吨，这就意味着大约3000吨黄金被永不复返地转移到了国外。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20亿美元左右，可到了1990年底，本来就很少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了一半。国家接近破产的边缘，西方金融专家当然了解一切情况。 苏联政府讨论了大幅度提高日用品价格问题，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决议一直在推迟之中。国内的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罢工企业数量一年时间就几乎达到2000多个，罢工造成的劳动时间损失有几百万个工作日，物质损失到达几十亿卢布。尼古拉·雷日科夫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他在1990年12月心脏病发作，被诊断为心肌梗死，随即住进了医院。 ①《真理报》，《消息报》，1991年1月1日。 ②《年轻共产党员》，1990年12期，第3页。 1. 2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和他周围很多关键岗位的人员更换是从苏联第28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伊格尔·利加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28大以后改任比较寒酸的苏联总统高级顾问，从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舍宁，以及从前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巴克拉诺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在苏共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系统，他因此当上了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由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负责。戈尔巴乔夫免去了瓦季姆·巴卡金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但为他保留了总统委员会成员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被任命为新的苏联内务部长。 1990年的12月下旬，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苏联宪法修正案，解决了将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苏联内阁的问题，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名称的更改，而且还有职权的变化，从前部长会议的部分职权，被转给苏联总统和他的办公机构。谢瓦尔德纳泽辞去苏联外长职务，这对人代会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是个意外。在12月20日上午的会议上，谢瓦尔德纳泽作出了他平生最短也是最沉重的一次发言。他在声明中说，针对他的有组织迫害已经达到人身侮辱的程度，在大街上的游行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打到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集团"的口号。谢瓦尔德纳泽感叹地说道："改革派走了，专制回来了。我现在就做出辞职的声明，但愿这能成为我的一种贡献，同时也表达我对专制来临的抗议，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戈尔巴乔夫被谢瓦尔德纳泽搞得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在此情况下该说点什么。不论是议会里面，还是在大街上，批评都是冲着戈尔巴乔夫去的，谢瓦尔德纳泽意外辞职给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造成很大损失。谢瓦尔德纳泽不仅辞去了外长职务，而且同时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职务，这被认为是巩固苏联国家领导的一个机会。早在人代会开会之前几天，就有消息说，最有可能担任苏联副总统的人选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多数人民代表对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苏联副总统持肯定态度，并且准备在人代会上投票支持这一提名。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强有力的，精明的政治家，他认为苏联应该改革，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分立的情绪和倾向，他坚定地呼吁保持苏联的存在。在1990～1991年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参加人代会或者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出席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苏共中央全会，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很多领袖人物。在我看来，在改革年代走向前台的政治家中，纳扎尔巴耶夫是最有实力的，也是最理性的领袖人物，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就个人魅力而言，纳扎尔巴耶夫明显高于戈尔巴乔夫。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卡里莫夫和穆塔利波夫比较出色，但莫斯科政治圈对他们的了解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少得多。如果纳扎尔巴耶夫走上苏联副总统的岗位，将有助于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基础，因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没有出现类似于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在前期磋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民代表被告知：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拒绝担任苏联副总统的建议，但提出了相应条件，他不甘心做戈尔巴乔夫的影子，有意同时兼任苏联内阁总理的职务。按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议，当时的国内局势几乎达到灾难降临的程度，这样一个强有力而且享有很高威信领袖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一线生机。人代会开幕第一天，纳扎尔巴耶夫在讨论戈尔巴乔夫报告之后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不仅对尼古拉·雷日科夫领导的苏联政府，而且对整个苏联政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用下面这个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政治海洋里以前只出现一些浪花，那么现在就已经挂起了狂风暴雨。轮船的舵手犹豫不决，一伙人企图抢夺操纵权，然而改变轮船的方向；另一伙人急着奔向救生艇，寄希望于自主畅游；还有一伙人充满返回岸边的幻想，可我们的船已经走得很远。" 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正在崩溃，他严厉谴责苏联内部争取主权的步伐，但他并没有完全归咎于地方主义、分立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地方领导人的野心，他认为中央政权的麻痹大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不仅提到尼古拉·雷日科夫，而且还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戈尔巴乔夫自然是不会喜欢这种强势、而且具有很强独立性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常常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事先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负责人商量，就在12月20日傍晚意外地向人代会提名选举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政治家亚纳耶夫为苏联副总统。53岁的亚纳耶夫长期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28大上，他才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同时进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为一个政治家，亚纳耶夫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任何才能,但戈尔巴乔夫却把他当成"成熟的，原则坚定的政治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推荐给我们大家。亚纳耶夫在人代会讲台上的表现很不成功，也不懂回答问题的技巧。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民代表站出来反对这个候选人，但戈尔巴乔夫还是顽固地坚持这个提名，甚至将个人声誉与这次投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反对亚纳耶夫提名的人民代表受到很大压力，亚纳耶夫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霍吉耶夫代表是这样解释他的投票动机的："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毫无权威可言的决议，我们害怕沿着共青团、工会、共产党这条路子上来的人。我没投亚纳耶夫的票，但投了戈尔巴乔夫的票。"亚纳耶夫最终当上了苏联副总统，但这并没有提高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反而降低了他作为苏联总统的权威。在接下来进行的内阁换届中，也看到了同样的 趋势。 1990年12月末，尼古拉·雷日科夫因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准备在第二年1月返回政府，他在医院的病房里认真地研究了1991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预算--包括单独的经济领域和总的管理范围。这段时间，代行苏联总理职权的是苏联第一副总统、科学院院士瓦季姆·阿巴尔金，戈尔巴乔夫此时已经做出了更换总理的决定。据总统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证实，纳扎尔巴耶夫的人选被否定以后，戈尔巴乔夫和自己的顾问、助理们讨论了几个候选方案：尤里·马斯柳科夫、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瓦季姆·阿巴尔金的候选资格也没有被彻底否定，但戈尔巴乔夫最后把候选人定在了财务部长瓦连金·巴甫洛夫身上，这个方案甚至引起了戈尔巴乔夫顾问们的反对。①1991年1月14日，瓦连金·巴甫洛夫被正式任命为苏联政府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随后被安排退休，同时也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理由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结构变化"。1月15日，职业外交官别斯梅尔特内赫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瓦季姆·阿巴尔金"自愿"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没费什么阻力就通过了新的人事任命，只是在讨论苏联安全会议组成的时候，瓦列里·博尔金的提名被我们否决了。戈尔巴乔夫坚持二次提名，结果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瓦列里·博尔金很早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理，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瓦列尔·博尔金确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人物，他在讲坛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到1991年1月底，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从1985年开始"改革运动"的那些人中，只有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还在戈尔巴乔夫的身边，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苏联议会的议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领导最高苏维埃，他比1989年以后做这项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工作稳定、自信。在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手中，继续工作的还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长期担任苏联总参谋长职务，参加了所有裁军谈判。但是，戈尔巴乔夫从1991年初就不再邀请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商量任何事情了。 ①《工人论坛》，1994年8月5日。 1. 3 立陶宛危机 1990年，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局势都朝着不利于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联盟中心的方向发展。拉脱维亚的情况最严重，矛盾也最尖锐。新年前夜，部署在拉脱维亚的军队营地和共产党机关附近几次发生爆炸。尽管如此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危机却发生在立陶宛。 1990年3月初，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胜利的不是立陶宛共产党，而是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兰茨贝基斯随后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按照兰茨贝基斯主席的提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地位的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立陶宛境内的效力随即被终止。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否决了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但立陶宛新领导人声称，莫斯科的决定对立陶宛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作用。一场长期的，令人痛苦的对抗由此产生。常驻立陶宛的苏联军队，以及内务部和克格勃等军警机关的处境尤其困难，因为按照中央集权领导原则，这些机构都是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联盟相应机构，苏联领导人对立陶宛不仅给予政治压力，而且还施加了经济制裁，这种做法加剧了立陶宛反对联盟的情绪。苏联最高苏维埃里的立陶宛籍议员被召回，立陶宛宣布在本国领土恢复1938年的宪法，并建立自己的军队，《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被宣布在立陶宛境内无效。在此情况下，立陶宛共产党也分裂了。以布拉藻斯卡斯、普伦斯克涅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主体部分归顺了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分别当上了总理和副总理，立陶宛共产党剩下的一小部分转人了地下斗争。 归顺新政权的民众、组织与当局之间的不愉快事件还是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很多立陶宛内务部、克格勃机构人员，立陶宛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和很多苏军军人带着各种抱怨和要求来到莫斯科，他们的足迹遍布苏联克格勃、内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甚至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那里。大家对来访者都很同情，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表示支持，有人还对他们做了一些许诺，但无论哪个单位也没有就此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当然，立陶宛所发生的一切都及时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他广泛听取了政治局、政府部长和各军兵种负责人的看法，但他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实际上，他是不知道此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一年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视察了立陶宛，他几乎走遍了立陶宛全国，试图说服立陶宛人在改革结束以前暂缓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还许诺不使用武力，当然这种许诺也不是无条件的。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领袖越走越远。立陶宛方面一直在进行他们的"政治侦查"，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莫斯科方面的反应和果断行动！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了《叛国法》。这项法律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者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资产。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苏联。这项法律通过的时候，刚好赶上波罗的海地区的征兵季节，很多想逃避兵役的年轻人都是被强制带到征兵点的。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这个机构承担起共和国国防部的使命，立陶宛开始建立第一支军队，这时候的立陶宛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立陶宛的经济形势越来越糟，商店都是空荡荡的，向莫斯科求援如今肯定是不可能了，普伦斯克涅被迫提高商品的价格。莫斯科此时也在准备进行商品价格改革，启动价格改革的时间还可以推迟几个月，但立陶宛已经无法再推迟了。1991年1月6日傍晚，维尔纽斯通过了大幅调整食品价格的决定，1月7日早晨，维尔纽斯街头就出现了抗议行动，市内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立陶宛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决定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现在有几个说法，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但对主要事实还是很少有争议的。 1991年1月8日，维尔纽斯市中心被激昂的人群挤满。以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和从前不知名的"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名义制作的传单在人群中到处散发。反对涨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很快演变成一场骚乱。一部分人群涌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大厦的门被掀掉，外面的警卫被挤倒。闻讯赶到的立陶宛新警察部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人群隔开，为了阻挡示威人群，不得不使用灭火用的高压水枪。立陶宛议会随后通过决议，撤销了政府做出的大幅上调食品价格的决定，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随即辞职。在立陶宛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政治家，虽然他们此前支持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也赞成立陶宛逐步脱离苏联，但他们并不拒绝与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的其他政权机构对话，他们辞职使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1月11日，就在苏军宣布必须将大量逃兵遣回营地决定之后，维尔纽斯的大街上出现了苏军的队伍，伞兵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也被占领，立陶宛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都在这座楼里。 军事行动的命令是由莫斯科的亚佐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下达的，这是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否认，是他向强力部门下达了"如果维尔纽斯局势失控、《萨尤基斯》运动和共产党之间直接发生冲突，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命令。①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他的传记作者格拉乔夫后来证实，戈尔巴乔夫在1990一1991年间已经失去了平时的自信和乐观。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前的政治意志已经"萎缩"。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常常"陷入沉思"，他有一种被人围追、筋疲力尽的感觉，对他的进攻来自四面八方。阿·格拉乔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都曾试图说服戈尔巴乔夫，波罗的海地区还没有完全丢掉，如果中央政权能提供最低程度的支持，当地"健康力量"完全可以让胆大妄为的民族主义者"恢复知觉"。在这种情形下，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国家要他做出强硬决策。亚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等人非常担心部署在立陶宛的卫戍部队已经被围困了，在他们几个人的逼供下，戈尔巴乔夫最终终于投降了。他挥挥手说："你们试试吧！看看你们的'健康力量'有能力做些什么？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② 早在1月11日，"民族自救委员会"就在维尔纽斯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自称将有关"国家命运"的所有责任都承担起来，但没有对外宣布组成人员名单，目的是为了保护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民族自救委员会"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苏联军队在l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话局，并将其保护起来。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召集总统新的协商机构--联邦委员会开会。这次会议的官方报道说，在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立陶宛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可是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已经失效。1月12日夜晚，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l点30分，10辆坦克围住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建筑。后来有消息说，当天晚上死了14个立陶宛人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一个队员，电报大楼也转到军队的控制之下，坦克和伞兵甚至开到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附近，遇到保卫议会人群的阻挡才被迫停了下来。在此之前几个小时，立陶宛电台播出消息：莫斯科开始进攻主权国家--立陶宛共和国。朗茨别尔基请求市民的支持。来自乌克兰、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代表也在这个夜晚赶到维尔纽斯。1月13日早晨，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奉命撤回兵营。 l月11~13日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成了民主反对派对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小圈子发动强大政治进攻的借口。1月15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头版文章以"血腥的星期天"为大幅标题，下面刊登了报纸创立委员会的声明。声明标题是"不想退出舞台的制度犯罪"，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被列为立陶宛流血冲突罪人之首。1月13日晚上，莫斯科的民主派在马涅什广场组织了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队伍来到苏共中央所在的老广场。叶利钦呼吁部队官兵不要对人民使用武力，然后飞往波罗的海，但他并没去立陶宛，而是飞到了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聚集塔林，他们谈好将相互支持，甚至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紧急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协调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 1月12日和13日，戈尔巴乔夫一直在莫斯科郊区的官邸里。他通过电话获得的都是相互矛盾的信息，但他没有发表任何声明。1月1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部分智囊，如巴卡金、普里马科夫、伊格纳坚科等人，聚集到亚科夫列夫的办公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应该马上飞往立陶宛，直接在机场会见所有抵抗派别人士。如果需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以到立陶宛议会讲话，并且对遇难者的家庭表示慰问和同情，甚至不排除承认立陶宛独立。戈尔巴乔夫最初倾向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他请亚科夫列夫准备材料，但一个小时过后，戈尔巴乔夫决定取消这次"非常访问"，他拿出的理由是，在维尔纽斯目前的混乱情况下，苏联克格勃无法保证他的安全。③ 1月14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立陶宛的局势。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维尔纽斯卫戍区警备司令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动的，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对我们说，他很清楚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的组成，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公开这些人的姓名。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只是重复那些不用他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辩论时间很短，但很激烈。"联盟"议员小组领袖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直接指责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他证实说，戈尔巴乔夫知道事件酝酿的背景，但在最后关头因担心不利后果而放弃了拟定的方案。另外几个人民代表--叶利钦的坚决支持者，也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叛徒，但他们所说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l月12日夜晚，采取行动的内幕至今没有揭开，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④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法庭审理，立陶宛在1999年的8月对6个前立陶宛共产党人士判处长期监禁，其中就包括立共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立共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对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是，圣彼得堡此后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基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夜晚的屠杀案，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的顶部向人群开的枪。①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的事件，为立陶宛民族主义制造了反对联盟政权的机会。当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了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在此之后，立陶宛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①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506页。 ②阿·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年，第345~346页。 ③《新时代》，1992年12期，第26页。 ④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07页。 1. 4 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加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初的政治对抗。高喊反共和反戈尔巴乔夫口号的示威游行在当年2月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2月4日，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反共示威游行，莫斯科其他地方的示威人数超过15万人。在这几个星期，那些共产主义极端派别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既反对叶利钦，也反对戈尔巴乔夫。从2月到3月，从红场和马涅什广场方向进人克里姆林宫大门方向从早到晚都聚满了人群，要去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人民代表，只有通过警察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夹起的"走廊"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一面是几百号人高唱革命和军队歌曲，时而还喊出"审判叶利钦团伙！人民代表，这是你的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挑衅口号，另一面聚集着上千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他们喊的声音更大：叶利钦是对的！戈尔巴乔夫错了！从人群中经过的人民代表，随时可以听到诽谤或者欢迎的喊叫。 那个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对电视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占据着主要电视台的领导层，但他们却没有用好这个影响社会舆论的杠杆。此时，叶利钦开始向电视挺进，他在2月7日写给苏联广播电视局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信中提出：鉴于即将举行苏联和俄罗斯的全民公决，他要求苏联电视台在俄罗斯观众方便收看的时段为他提供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戈尔巴乔夫动摇了，他对克拉夫丘克说："就在第二频道给叶利钦20分钟"但俄罗斯方面要求节目时间更长一些，而且还一定要进行电视直播。电视采访事先已经安排好，由记者罗马金与叶利钦进行对话。预先做了预告的电视采访终于在2月19日正式亮相了。叶利钦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罗马金，成功地阐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立场。在节目最后几分钟，叶利钦突然启动他的储备方案，对苏联政权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叶利钦这个动作让节目的组织者和观众都感到非常意外。《莫斯科周刊》撰文指出，2月19日的晚上，莫斯科万人空巷，人们期盼已久的演讲让大家感到一种错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用42分钟时间抱怨中央政权日趋严重的对抗，声称自己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在节目的最后3分钟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严厉指责戈尔巴乔夫的专制倾向和对人民的背叛，要求戈尔巴乔夫马上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神经错乱吗？这是叶利钦事先就设计好的。尽管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叶利钦却选择了这条冒险的路。戈尔巴乔夫被搞得怒气冲冲，但他选择了沉默。苏联最高苏维埃随即通过了谴责叶利钦声明的决议。在使局势不断尖锐的同时，叶利钦本身也有些冒险，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段时间，一个欧洲国家的报纸这样写道：叶利钦在电视里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就等于公开对自己的太阳穴一击，他掀起了扫荡自己和所有民主派的汹涌波涛。 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糟，但老百姓不认为这是叶利钦的错。叶利钦在发表电视演讲的第3天，就出发去外地视察去了。尽管俄罗斯还没有通过总统选举的修正案，但叶利钦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竞选运动。民主媒体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声势也在加强，报纸在发表言论时没有任何遮掩，头上的面罩已被甩到一旁。索莫夫在《莫斯科自鸣钟》里写道："戈尔巴乔夫，你跟谁站在一起？宪法按照你的想法修改了，你得到了总统指挥棒，也获得了连专制者都非常羡慕的权力。右派对'强手'的期望基本实现了，戈尔巴乔夫不再扮演民主派领导人的角色，他和一党专制、官僚机构和被人认为是粗野状况源泉的共产党站到一起。让我们扯下遮羞布吧！难道3亿人民必须接受集权体制遗留下的统治者吗？国家总统不应该由那些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到他们关怀的'人民公仆'通过暗箱操作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②2月25日，民主派预定在莫斯科搞一场大规模游行，预计将有至少100万人走上街头。按照苏联内务部和克格勃的评估，2月25日早晨，将有不少于30万人聚集到莫斯科市中心。戈尔巴乔夫的神经有些失控，至少他不会把这当作玩笑。戈尔巴乔夫当天一直守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不间断地听取首都局势的汇报。中午12点，戈尔巴乔夫下令用重型卡车封锁所有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道路。内务部长普戈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时间已经为时过晚，况且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参加示威的人群喧闹一阵就散了。但戈尔巴乔夫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尽力说服普戈："不！不！千万不能放他们进入马涅什广场。"③示威活动在傍晚彻底结束了，但给人们留下了恐惧。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下令军队开进市中心，莫斯科周围也部署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空降兵和内务部部队。但这次举动对市民和俄罗斯政权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俄罗斯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军队又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中途休会，强烈要求从莫斯科撤出坦克。戈尔巴乔夫被迫做出让步，他也没有反对俄罗斯设置总统职务，尽管苏联宪法没有规定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全权。决定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将在3月17日举行，俄罗斯决定同时对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选举方式是全民直选。 "法律战争"从1991年初开始日趋尖锐。不仅在波罗的海、格鲁吉亚，就是在俄罗斯也接续不断地通过违背苏联法律的新法律、法规。例如，俄罗斯议会通过了自己的退休法，俄罗斯违背联盟法律规定，从1991年3月1日起单独提高了退休金，但从哪儿弄这笔钱呢？俄罗斯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分配预算和税收，以便使俄罗斯处于有利地位。俄罗斯还通过了允许私人拥有生产工具的法律，但联盟立法却没有这项法律，俄罗斯还取消了个人副业税等税种。 罢工运动在国内也不断增多。顿巴斯、库兹巴斯、沃尔库达、萨哈林州、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煤矿矿工纷纷开始罢工。很多煤矿在提出经济要求之后又增加了政治要求--首先是苏联政府辞职，还提出将煤矿从联盟机构直接管辖改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管辖的要求。还有一些矿工来到莫斯科，在俄罗斯饭店附近支起帐篷，宣布绝食。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亲信和强力部门对他无动于衷表示不满。但他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的某些顾问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专心致志地当好苏联总统。但这一步骤能有什么结果，这种做法的优势在哪里呢？如果党内还有个人魅力出众、拥有行动纲领的知名领袖，这种措施还有一定意义，但苏共中央根本就找不出这样的领袖，那里都是一些党的官僚。宪法第六章取消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不再是苏联的政权机构，州、区地方党委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行使政权职能，因为当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其他管理体系。但在莫斯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光莫斯科市委，就是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职务只能加速党的危机，但不会提高总统的威信和地位，因为他这个总统不是人民直选的，而是人民代表大会按着苏共中央的建议安排的。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60％~70％之间，可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 13%, 10％。莫斯科的一个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④ 西方政治圈对苏联局势越来越担忧，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知名度此时还很高。我1990年4月第一次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就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叶利钦当时正在意大利访问，当地媒体对他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他与戈尔巴乔夫享有的威信还无法相比。戈尔巴乔夫的画像到处都有，甚至挂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罗马和博洛尼亚的大街上立着很多大牌子，上面画着半裸的姑娘，旁边站着戈尔巴乔夫。我问翻译："咱们总统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啊？"翻译说：这是广告，上面的广告词是：请选购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但是，到了1990年的年底，西方的报纸已经充斥戈尔巴乔夫的讽刺漫画，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向美国总统布什祈求恩赐的乞丐，还有漫画把戈尔巴乔夫画成徘徊在"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两大巨人之间的小矮人。在德国，戈尔巴乔夫被评选为1990年度"最佳德国人"，德国政治家当然拥有授予戈尔巴乔夫如此头衔地充足理由。但是，在莫斯科左派极端分子组织的示威中，画像上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穿着苏联军队的制服。1990年12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挪威向戈尔巴乔夫授予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在获奖以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电，但他同时也收到来自祖国各地的几千个诽谤电。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后来写道：他当时根本没法把大部分来电和信件都放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政治学家基瓦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配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与很多在世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相比，戈尔巴乔夫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命运却不怎么好。改革派肩负着特别沉重的负担，他们的道路充满艰辛和荆棘，改革道路弯弯曲曲，而且十分危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⑤这种结论是没有充足根据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将取决于改革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在周围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完全不同于他在改革之初所描绘的那样美好、灿烂。 西方一些杂志在1987年和1988年都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年度新闻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在对整个80年代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1991年1月1日将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这个杂志为此撰文指出：这个苏联领袖对整个80年代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也许，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西方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看成是积极的，苏联大部分观察家则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对国内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能够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充足根据。 199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60岁生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借此机会举办什么正式庆典，也没有作什么生日总结，他的一些助手和政治局委员们来到他办公室，向他表示生日的祝贺。在众多媒体中，只有《工人讲坛报》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就连苏共中央自己的报纸都对戈尔巴乔夫60寿辰保持沉默。《俄罗斯报》文章说，生日是忧郁的节日。文章作者拉季霍夫斯基感叹道：先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过生日的时候，你们能祝愿他什么呢？⑥政论家基奇金出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他在《谈话者》中写道："我冒着风险来证实，戈尔巴乔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整个祖国历史的伟大政治活动家，他艰难缓慢地行进在崎岖的路上，将身体的支撑点从左挪到右，又从右挪到左，但他的每一步都是一直向前。如果遵循多数法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处在生活的漩涡中，对政治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认识常常残缺不全，但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被错误地认为是他缺乏原则性和行事软弱。但是，拉季霍夫斯基撰写的题为《在被诅咒的位置上》的文章中，却没有找到这种论断的根据。"⑦戈尔巴乔夫过生日这些日子，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名为《戈尔巴乔夫保持本色》的影片。影片本身拍得很糟糕，而且当时国家的局势也没有拍摄这种电影条件。托尔卡乔夫导演早在1988年就开始拍摄戈尔巴乔夫的影片，系列电影的第二集《第一任总统》计划在晚些时候播放，影片所表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活动。为领袖拍摄电影是苏联延续多年的传统习惯，最早始于反映斯大林生活的电影《宣誓》，然后拍摄了介绍赫鲁晓夫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影片《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在15年以后面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描述戈尔巴乔夫改革行动第一部影片，但我们完全不用看这部片子，直接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就可以看到改革的结局。 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我在1991年的春天，每天要收到20~50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些来信的一半都是有关戈尔巴乔夫的。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工人小组在信中说："我们通过读报、看电视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非常吃惊、愤怒、甚至发狂。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人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要完成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预见能力、超越事件能力，驾驭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复杂局面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蛹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整个世界的笑料。"这还不是内容最尖刻的来信。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报纸开始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可避免"的问题，《独立报》政治评论员古辛撰文指出："客观分析国内局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可怜的垂死挣扎，而且是人民饱受煎熬的关键时刻。解救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能够意识到当前局势的危机性质，他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大家都己经确信，戈尔巴乔夫是无法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了，他的政治形象受损、威信和影响的降低已经发展到不可逆的程度。在过去的6年里，戈尔巴乔夫犯了很多错误，很多过失已经无法矫正，他的不少决定做得不合时宜，或者迟后，或者超前，这都给他的政治威信造成很大破坏。如果戈尔巴乔夫重新评价自己，他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世界大骗子的角色？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还是一场灾难呢？"⑧ 1991年的春天，戈尔巴乔夫自己曾经痛苦地思考过辞职的可能，但他考虑的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苏联总统。在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几个地方党委书记相继在发言中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意外地用手敲着桌子说："够了！我辞职！"然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央全会被迫中断2个多小时，中央委员被分成几个小组，惊慌失措地讨论当前的局势。政治局委员都离开了大厅，他们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局势有些明朗：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被告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自己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首先辞去的不是苏共中央曾、书记一职，而是苏联总统。由《联合》政治联盟人民代表组成的，阿尔克斯尼科斯和乌马拉托娃领导的议员小组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还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继任者候选人。卢基扬诺夫、亚纳耶夫，甚至叶利钦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替代人选、在这些日子，发行量达到1600万的《共青团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尼基金撰文说："再过儿个月，叶利钦就要就任俄罗斯总统，没人再要戈尔巴乔夫这个挨打的孩子。对叶利钦来说，戈尔巴乔夫也曾发挥了他的历史作用，他7次进攻同一个靶子，并以此促进了自己竞争对手的成长。长期寻找妥协把戈尔巴乔夫引向这样一种境地：他今天沦落到没人需要的地步，成了两派主要政治力量继续对抗中的多余人物。他就是挡在路上的一块石头，阻碍一些人往前走，阻碍另一些人向后退。在此情况下，那些对祖国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关切的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保存他这个能够抑制超级右派粗暴进攻的人物，历史正将超级右派推向冒险的道路。在此情况下，是否需要叶利钦为首的用反党情绪武装起来的民主派，向戈尔巴乔夫握手言和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站起来，他们应该再次把手伸向戈尔巴乔夫，上帝给他们力量把戈尔巴乔夫拖出来，这不仅因为他还是个人物，而是因为正派人不会把伤员丢在战场。现在不是和民主道路开辟者算账的时候，良心也不允许这样做。即便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联总统的申请，他也仍然可以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此来保留这个拥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家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总统和副总统应该一起辞职，一边为民选领袖直接占据国家元首的位置。"⑨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不想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而且他和谁也不谈这件事。1991年4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报纸在报道这次讲话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推迟争论，着手干实事！》。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想推迟政治争论。媒体在报道戈尔巴乔夫会见罢工矿工代表讲话时，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只有通过合力才能摆脱危机--我们和你们在一条船上！》，但这个讲话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影响。 戈尔巴乔夫几次离开莫斯科到乌拉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视察。人们对他很关注，但缺乏激情。他在叶卡捷琳堡和阿拉木图所作的长篇讲话，甚至很少有人把它从头到尾地读完。与此相对照，苏联总统访问欧洲却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意大利和法国的时候，在罗马和巴黎都遇到过这样的热烈场景。巧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前两个星期，叶利钦在此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在礼宾方面还引出一些冲突和矛盾：叶利钦受到的礼遇规格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高得多，但还达不到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水平。在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人甚至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西方国家元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适宜的呢？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非常花哨地回答道："先生们！我们大家需要从这么一个前提出发，这就是苏联仍然存在，这是第一点。苏联将要存在下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苏联现在仍然是一个强国。第四点：苏联以后也是强国"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改革进程、联邦复兴、3月全民公决进行冗长、而又空洞的讲解，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叶利钦和及其与西方领导人会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比成在波涛汹涌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他也承认："天气很不好，常常刮起风暴，大雾很重，能见度很低，而且仪表还出毛病，船员也并非都是需要的人。但是，这艘船还是按照我们制定的航线前进，向改革构想指定的目标前进。很多人冲向轮船的方向盘，不少人拽着别人的手脚，这种事时有发生，但从原则上说，方向盘还在我们手中，轮船将要沿着既定的方针前进。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指望，苏联总统会把阵地让出去，而且已经被摔得双肩着地。"①实际上，局面已经非常凄凉，轮船偏离航线行进了很久，现在已经触礁抛锚，海水不停地顺着漏洞流进船舱，但几乎没人从舱底往外舀水。在这些日子里，苏共中央机关专门召集了主题为"提高党组织在工业企业中地位"的会议，而苏联总统机关忙着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接受诺贝尔奖的发言。戈尔巴乔夫准备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发言中谈了许多内容--21世纪的和平，欧洲文明的命运，分离主义的破坏性，东西方相互关系，巩固世界经济合作，以及苏联改革的目的。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实际做法没有取得世界的理解，在国内的反应更糟。更让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对他的言行有正面回应。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说："我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第一句是从'我们想成为透明的'开始的。这个过程似乎正在进行当中，但我还要在这儿--在世界讲坛上--重复这句话。要想让人真正理解我们，并且能够信任我们，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变动实在太大了，改革的规模和质量要求我们做出最基本的思考，用常规观念来检验改革是徒劳无益的，而设定条件--诸如让我们先走着，事后会取得大家的信任--既没有意义，也十分危险。"⑩但是，怎么才能取得国内外的理解呢？如果演讲人自己都坦诚地承认：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既不清楚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些困难以及面临问题的专业性；改革没有进人关键性阶段，因为社会行动非常迟缓，对迎接巨变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的期待变成了上当受骗；压力试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反对派原来是非建设性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达到爆炸的程度。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这将如何收场，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出最后结论：无论是左派的压力，还是右派的压力，都不能改变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说："已经不止一次有人怀疑我的乌托邦主义倾向，但我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决心。"《星球回声》杂志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取诺贝尔颁奖的发言，赢得了在场听众的掌声和世界的深思。很多杂志都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非常动人的，他开诚布公地请外国给苏联大规模援助，否则改革就会受到压制，新的世界秩序就要面临散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在提要求的时候，也警告西方不要借此机会趁机向苏联提出附加条件。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没有引起巴黎的任何反应，那里正在举行24个最富裕国家的财政部长会议。这个集团一向遵循严格生硬的立场，它必须先看到能使苏联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经济改革方案，然后才考虑做出相应决定，但它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方案……"⑾卡尔佩切夫在《真理报》上写道："戈尔巴乔夫请求大家理解他。单纯的理解似乎很简单，但需要的不仅是理解，而是从理解到信任，从信任到办实事。以前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来没有请求大家对他们理解，他们只要说出半句话，大家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头脑不灵活的人则会失去很多。缺乏理解与和谐，这是我们当今的一大不幸。怎么才能取得理解呢？如果一切信任都已经被用枯竭了。"⑿俄罗斯某些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登载了最恶毒的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 ①《圣彼得堡消息报》，2000年6月3日。 ②《自鸣钟》，l 991年2月19日。 ③《议会报》，1991年8月14日 ④《自鸣钟》，1991年3月23日。 ⑤《新时代》，,1991年26期，第91页。 ⑥《俄罗斯》，1991年3月l~7日。 ⑦《对话者》，1991年9期，第4~5页。 ⑧《独立报》， 1991年3月7日。 ⑨《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4月12日。 ⑩《消息报》，1991年5月9日。 ⑩《真理报》，1991年6月6日。 ⑾《行星回声》，1991年25期，第16页。 ⑿《真理报》，1991年6月24日。 1. 5 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990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未来几个月内就苏联作为平等权利的各个共和国联邦举行专门的全民公决。尽管宪法中有全民公决这项内容，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苏联，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全民公决。1991年1月，苏联通过了举行全民公决的必须法律和相应程序规则。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颁布一项决定--鉴于苏联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为苏联命运承担历史责任的客观现实，为了落实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程序决定：（l）定于1991年3月17日（星期日）就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共和国联邦问题在全苏联境内举行全民公决；（2）提交全民公决、列人秘密投票的间题和答案是：问题--"您认为必须保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能够保证任何民族公民人权和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吗？"答案--"是"或者"不是"。 筹备全民公决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马上就出现很多难题，而且还不局限于公决的组织工作。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都拒绝参加苏联全民公决，哈萨克斯坦对全民公决的表述进行了简化，公民人权、自由和联邦的概念被删除了。苏联人民代表被授予全民公决观察员的身份，我们组成一些小组到各个州和加盟共和国去监督投票过程。我和来自鸟克兰的著名作家奥列伊尼克来被分配的地点是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当地居民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大多数人期盼国家能够有秩序，社会能够恢复平静，希望全民公决取得成功，苏联能够保留。只是纳卡问题和阿亚冲突给全民公决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 3月17日的投票很平静。全民公决的结果应验了最乐观的预测。参加全民公决的公民数量占法定人数的80%，其中投票支持保留苏联的公民占76％。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和支持保留苏联的比例分别是：76％/75 . 4%，83％/70%，83%/83%，95%/93.7， 89%/94%，75%/93%， 93%/9 4 . 5%，94%/96%，97 . 7%/98%。 众所周知，全民公决与一般民意测验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的威力。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赋予苏联政权全权，并且强制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留苏联，避免联盟分裂。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为此采取保留苏联的任何措施，就连最小的象征性措施也没有。分立趋势继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首先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就在3月17日这一天，俄罗斯在举行苏联全民公决的同时，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确定俄罗斯也设总统职务，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超过苏联总统。全民公决没有成为对联盟政权机关的信任投票，民意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进行的一项调查清晰地表明，联盟政权机关威信剧烈下降。莫斯科市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只有12%，对内阁和总理的信任度已经低于10％。与此同时，莫斯科市民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信任度却分别达到40％和34％。莫斯科市民对叶利钦的信任超出其他任何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已经超过50％。在各个政党中，刚刚成立不久，而且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民主俄罗斯"运动最受民众欢迎，被调查者中的50％支持这个党，而此时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却只有12％。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 第二章　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2. 1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2. 2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2. 3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2. 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2. 5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2. 6新奥加廖沃进程 2. 1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1991年的整个冬春季节，苏联的经济形势继续快速恶化。新的苏联内阁无法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总统办公厅处在瘫痪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1990年就被破坏，现在遭到破坏的是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甚至共和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波罗的海地区各个共和国和乌克兰相继宣布境内苏联企业属于本国所有，俄罗斯内部的亚库特和鞑靼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政府不服从莫斯科的领导，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不执行第比利斯的决定，刚刚宣告成立的第聂伯河沿岸共和国也不愿隶属基希纳乌的管辖。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传统线路也遭到破坏。哈萨克斯坦先是严格监督，然后干脆对谷物外运实行封锁政策。乌克兰停止向联盟经济项目拨转资金。俄罗斯尽管还在继续向最高苏维埃迟迟没有通过的联盟预算指定项目拨款，但也大幅削减了拨款数量。很多大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继续按照原来签订的合同向国外出口产品，但却把外汇收人存在国外的银行里，谁也没向政府申请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许可，尽管有关法规中都有这项规定。有人接二连三地提出成立叶尼塞共和国、西伯利亚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建议，而且这些"共和国"的定位还不是俄罗斯的主体，而是苏联的主体，哈斯布拉托夫把西伯利亚分立主义者的行为称作"刑事犯罪"，可戈尔巴乔夫却对此没有给予任何评价。俄罗斯议会和政府匆匆忙忙地将石油天然气田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打算要求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用外汇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并且还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乌克兰通过了自己的反危机纲领，规定冻结工资，并降低对外贸易关税。联盟制定的有关税收、企业权益、各种收费的立法在乌克兰境内全部暂停执行。 苏联没有出台1991年联盟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计划。苏联内阁只是在1991年1月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苏联经济摆脱危机的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原则出发，1991年的苏联经济形势发展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国家经济由现有机制调节，不需采取专门的反危机措施。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现代平衡基础上，国内社会政治局势按照自然形成的趋势发展。 第二，所有加盟共和国、所有社会力量和运动都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反危机纲领。 第三，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彻底转向市场经济状态。 专家对这几种可能进行评估和核算以后得出以下几个结果。 第一种结果 由于罢工、生产停滞、进口必需原料、产品受到限制和国内局势不稳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将出现非常消极的改变，矫正这种变化需要几年时间。核算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1991年一年之内就降低大约20％。在这种下降趋势下，要使1992年的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是不可能的。积累和投资基金剧烈缩减，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下降15％~20%，退休群体所受影响最大。社会发展计划将被冻结，失业人口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如果局势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在年底之前就会引起社会政治爆炸。 第二种结果 积极实施反危机措施可以避免经济的不可逆变化，并为1992年实现经济稳定提供一种可能，国民经济的生产和供应将会得到恢复，为1992年第4季度实现局势好转提供前提，国民收人降低幅度控制在10％~15％之间，工业生产下降在13％~18％之间，失业规模将缩减到可控的程度。 第三种结果 评估结果表明，向市场经济剧烈过渡将引起最大幅度的生产下降―全年可达到30％。大部分居民生活的下降将超过贫困线，失业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事态如果发展到这种进程，评价居民的消极反应已经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内阁提交的《反危机纲领》。也就是说，强制政府执行第二个方案。但是，政府却用它仅存的一点自信进行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而且令人非常不解的货币改革，老百姓把它称为"巴甫洛夫"改革。根据苏联总统令和政府决议，居民的存款被冻结，每人最多一个月可以从账户上支出500卢布的现金。50卢布和100卢布票面的卢布禁止流通，居民必须将手中现存的这两种纸币存到银行，存款期限一律3年。各个单位的财会部门可以从事兑换业务，但货币兑换并不是按着等值原则进行，货币含金量在此过程中将会减少许多。政府在正式声明中解释说，改革是针对那些高收人群体的，大面额货币更换为小面额货币的兑换金额只能在工资收人以内，超额钱款交到银行以后，可以得到一个证明。为了工作的需要，各个地方都成立了专门审查大额现金来源合法性的专门委员会。②很多公民交付大额货币10天之后也没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不少人不愿把手中积攒的大额现金交到银行。巴甫洛夫在对这次仓促的货币改革进行总结的时候，声称采取这个"奇怪"的措施给国家带来不低于500亿美元的利润，但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影子经济。巴甫洛夫总理避而不提人们都忙于兑换货币，整个国家三四天处于停滞状态，几百万人承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他们不相信储蓄银行，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存在家里。 政府对货币改革的能量似乎已经干枯了，可国家的财政形势却没有什么好转，通货膨胀日益增长，国库日益空虚。苏联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进口迅速下降，投资基本停止。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 . 5%, 1991年l~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大约40％。对苏联政府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涨价。苏联内阁未经讨论就决定从1991年4月起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调1~2倍。即便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措施，也未能制止住投机倒把行为。商店门前的队伍没有变短，食品店货架仍然是空荡荡的，任何商品只要一上柜台，就会被抢购一空。尽管预测显示当年农业将是一个好年成，可居民还是疯狂抢购面包和所有面粉制品，人们的埋怨和不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选举。 ①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②《论据与事实》1991年4期第3页。 2. 2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正如先期预料的结果，俄罗斯多数居民支持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全民公决以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很快就通过了总统选举所必需的法规和细则，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尽管候选人登记工作在5月20日才刚刚结束。除了叶利钦以外，尼古拉，雷日科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阿曼·图列夫、阿尔贝特·马卡舍夫、瓦季姆·巴卡金也报名参加总统竞选。 我不想在此详细描写这次短暂而又紧张选举的复杂场面。候选人走访了俄罗斯的主要城市，报纸杂志刊登了不少介绍他们的文章，他们也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悬挂了标语和画像，但对竟选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视演讲。叶利钦和雷日科夫比其他候选人拥有更多的讲话机会。日里诺夫斯基引起电视观众很大兴趣，但他资金不足，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竞选宣传。图列夫获胜的可能性更小，尽管他发言非常得体。叶利钦占据时间和资金的两大优势，但他坚决回避与竞争对手进行公开辩论。从电视听众和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最后取得胜利的肯定是叶利钦。对叶利钦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第一局胜出，还是一定要经过第二局？ 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但是，对全国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在这次选举中主要是看到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刚刚实施的提价措施和不同寻常的货币改革，不是俄罗斯领袖的主意，而是苏联政府搞的。尽管俄罗斯政府这段时间也在密切研究各种类型的"休克疗法"方案，但还仅限于理论研究阶段。叶利钦在讲话中承诺、他将彻底结束国家的沉重经济现状。他声称自己反对一党独断，而且还许诺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在竞选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叶利钦说他不允许提高价格，他为此宁愿去"卧轨"。叶利钦在讲话中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但并不反对整个苏联共产党，叶利钦一直努力将普通共产党员吸引到自己这一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叶利钦没有拉上他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第一副手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也没有推选被人称为叶利钦"参谋长"主要助手布尔布利斯，而是推荐了在最高苏维埃组建"为民主而战的共产党员"议员团的共产党员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上校。作为苏军的飞行员、阿富汗战争的英雄、议会老战士和残疾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不知疲倦的演讲家，鲁茨科伊将很多共产党员、部队官兵和对戈尔巴乔夫不满的人群都吸引到叶利钦这一边。 苏共中央和党的地区组织很消极，甚至很不情愿参加竞选运动。我自己当时支持叶利钦的竞争对手雷日科夫，以及他的竞选伙伴鲍里斯·格罗莫夫，我在报刊上、电视里呼吁俄罗斯公民投叶利钦的反对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叶利钦任何一个对手都没有获胜的可能。雷日科夫不久前刚刚从医院出来，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无法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展开残酷的斗争。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叶利钦的人寄希望于叶利钦不会在第一轮中取胜。我还坚决反对仅仅提供20天的竞选条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能不谴责俄罗斯总统选举组织工作的匆忙，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次享有这种比总统职务本身还重要许多的新政权机制--这就是人民政权机制，即全民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我们整个民主发展的转折点，这种极其匆忙的（两三周的时间）选举，是对选举的亵渎，是想把选举引人预先设定的结果，一下将6个或者12个候选人摆在选民面前，让几百万人在15一20天内在这些人中做出自己的决断--这不是民主选举，这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做法相比--推选惟一的候选人，然后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去讨论他的优点--一点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的选举给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是叶利钦）创造了最大的优势。他甚至不需要向选民报告--为了使俄罗斯人生活更好，他在一年之内都作了些什么？还有人建议在工作日，而不是在星期日举行选举，尽管利用休息日举行选举已经是世界惯例。如果在选举中表现出对选民的藐视，就很难指望选举之后对选民会有多大程度的尊重。"① 叶利钦在第一轮中就取得了胜利。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资料，一共有74 . 6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各个候选人的选票分布情况如下：叶利钦--57 . 3% 尼古拉·雷日科夫―16 . 85% 弗拉基米尔旧里诺夫斯基--7 . 8 1%阿曼·图列夫--6 . 81% 阿尔贝特·马卡舍夫--3 . 74% 瓦季姆·巴卡金--3 . 42% 日里诺夫斯基当时是一个并不知名的政治家，他比其他候选人更会利用电视提供的机会，他在选举中获得600万张选票，一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对于苏共和俄共来说，这次选举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在当天同时举行的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选举中，共产党推出的候选人均告失败，民主派人物波波夫、索布恰克分别被选为莫斯科市长和圣彼得堡市长。圣彼得堡选择同一天举行城市名字的公决，广大市民不顾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坚决反对，将城市名称由列宁格勒恢复为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勒鞋斯坦在这一天也举行了本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不久前担任鞋靶斯坦党组织负责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沙伊米耶夫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6月选举结果可以被看成是对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共的打击。苏共中央就此问题开过几次半封闭的会议。会上的气氛是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苏共中央收到很多质询、来信和电报，任何人也无法回答上面提到的问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分析专家在6月底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报告。报告承认苏共和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报告说："叶利钦的胜利得益于他在社会意识中建立起政治家坚强个性的声誉：对新生事物独具感觉，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目的性明确，与党的官僚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大多数选民接受叶利钦并不是对他个人品质的认可和政治上的倾向性，而是怀着对叶利钦的一种期望，认为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毫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将俄罗斯从危机处境中解脱出来。有关叶利钦的消极反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作用的还是老规矩，在短时间内打破这些规矩是不可能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其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是：迅速加快解决原则问题；在苏共内部建立一个由年轻有为干部组成的专门为竞选制定计划的工作组；停止抨击党的机构；不要使保守势力、中派、无特权阶层与民主势力相对抗。报告的作者还建议：要尽量避免与叶利钦发生冲突，要寻找与叶利钦建设性合作的结合点；要坚定地把党组织的方向引向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上去，为党建立一种做实事的形象。②对1991年的具体情况来说，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是非常幼稚、甚至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内容，里面没有充分考虑到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遭受政治打击的程度。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苏共和民主联盟之间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已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士，还继续在划分政权范畴内思考问题：什么样的权力应该归中央？什么样的权力应该交给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全国以及整个俄罗斯联邦，已经不是什么划分权力问题，而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政权。各种层次的政权试图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但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这不是为划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为取得最后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叶利钦自己也不打算去和苏共、俄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 选举结束仅仅一个星期，叶利钦还没等到正式就职，就决定访问华盛顿。在美国的印象中，叶利钦1989年秋季的美国之行不很成功，但此时叶利钦访美却大不一样了，他已不仅仅是苏联的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领袖来的，这就要求对他的接待要遵照相应的礼宾。当然，叶利钦也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更轻松些，他出乎意料地和普通人进行近距离接触，回答问题很自信，而且不回避任何问题。一些美国人把这称作政治表演，但大多数人对叶利钦的这种行为举止还是很喜欢的，因为自我推销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叶利钦始终说他准备合作，但前提是戈尔巴乔夫要支持民主，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支持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纽约时报》政治评论员马琳·达夫特在这些日子写道："叶利钦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走后门进白宫去请求美国总统的接见了。如果说叶利钦1989年访美仅仅和十多个议员见过面，那么现在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几百名国会议员排着队等着和俄罗斯的当选总统握手。当叶利钦来到林肯纪念碑前参观的时候，刚好碰上一群从外地来首都参观的学生，带队的历史老师即兴给学生上了一堂课，讲的就是最近成为政治明星的苏联活动家，整个华盛顿家喻户晓的鲍里斯（叶利钦的名字）。尽管叶利钦不懂英语，但汇集在纪念碑附近的人群对他的热烈欢迎，充满活力的表情和动作，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叶利钦也机敏地利用各种手势、表情来表达他对这种热情接待非常满意。叶利钦对美国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呼吁国会议员建立更紧密的美俄关系，他在这里再次心平气和地评论起戈尔巴乔夫。"③ 令美国政治家非常欢喜的是，叶利钦坚决反对给古巴和卡斯特罗任何形式的援助，他声称对古巴援助是犯罪行为。叶利钦还宣布，将要呼吁削减苏联的军事预算，在俄罗斯很多人的生活非常贫困的时候，向军工企业大量拨款就是"犯罪"。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叶利钦，但布什当局在会见之后发表声明指出，白宫当时还不认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是替代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伙伴："我们希望与两位政治家都保持友谊，由于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苏联总统，我们将首先与他打交道。" 当叶利钦在美国接受祝贺的时候，莫斯科正在紧张地准备他就任俄罗斯总统的隆重仪式。就职仪式在1991年7月10日举行，地点是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叶利钦手扶俄罗斯宪法宣读誓词的时候，他的旁边，差不多是后面，站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左脚和右脚不时地相互交换，站在那里很不舒服。我们站在一旁观察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4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苏联和俄罗斯的很多报纸特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正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他们声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对抗规模达到"史诗"般程度，已经无法用"政权之争"来形容。《文化报》撰文指出："并非经常出现这种偶然：1987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击退叶利钦的造反，曾经给戈尔巴乔夫带来无条件的胜利，最后竟然变成"胜利者输失败者赢"的关系倒置。叶利钦并非仅仅是从灰烬中站起来，他似乎已经担负起戈尔巴乔夫一直据为己有的责任：一个肩负伟大使命，开辟空前视野，超凡脱俗的领袖；全体人民思想和渴望的代言人；被人信任到绝对正确的人。是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提到民主的，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的，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在民主力量领袖的地位上坐稳了，可戈尔巴乔夫却成了他的反对派。④ ①《苏维埃俄罗斯》， 1991年6月8日；《莫斯科直理报》，1991年5月29；《列宁的旗帜》，1991年6月6日。 ②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③《国外》，1991年27期，第5页。 ④《文化报》，1991年10月26日。 2. 3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1991年6月17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巴甫洛夫总理提交的政府摆脱沉重经济危机的新纲领。我们表决通过了已经进行当中的政府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货币改革、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巴甫洛夫在报告中讲到了很多困难。但他认为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战胜主要困难，而且还完全依靠国内资源和可能，政府不打算向西方国家借债，政府当时甚至无法偿还已经超期的债务。但是，整顿经济秩序只有在民族关系稳定、在主要生产领域完全停止罢工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巴甫洛夫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扩大苏联政府的权利。从前部长会议相当一部分权力在此前的政府职能改革中转给了苏联总统，但苏联总统却没有有效利用这些权利。巴甫洛夫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总统的内阁。"巴甫洛夫明确阐明苏联总统和内阁之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苏联内阁甚至连立法倡议权都没有，而任何一个议员都有这项权利。巴甫洛夫抱怨说："我们必须就很多问题去和总统协调立场，可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 午休以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继续开会，所有客人和记者被请到场外，晚上的会议被宣布为保密会议，依次发言的是政府强力部门的部长。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忧虑的发言，甚至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记录上都没有登载。我记得，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开始动摇，国防领域的状况持续不断地恶化，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和德国的局势导致苏联军人精神沮丧和纪律涣散，大众传媒对军队和宫兵的侮辱风，更加剧了涣散的进程。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各种犯罪活动猖撅的惊人画面，他还预测苏联所有共和国的犯罪率都将继续上升。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信息表明，有人正在幕后策划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阴谋。这里所说的阴谋线索既是外国情报机构，也包括各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周围和联盟政权内部的那些"能量很大的奸细"，他们计划通过自由化将苏联分解成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强力部门部长的讲话，第一次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某些区域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苏联最高苏维埃倾向于扩大内阁的权限，议会"联盟"小组的领袖针对这一问题作了足够尖刻的发言。但是，所有这些临时进行的讨论最后都意外地中断了。6月21日，星期五。当天的会议是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开始的。他企图驳斥巴甫洛夫、普戈、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的论断，同时宣称"总统和政府之间没有分歧，我和巴甫洛夫之间不存在任何危机，我希望今后也不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讲话，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说国家处在复杂的局势之中，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他另一方面又说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其中包括粮食问题，而且根本用不着施行什么紧急状态。总统对我们说，必须对经济实行非军事化，保证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但同时要保证所有人权和民族自决权。戈尔巴乔夫没有和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争论看来，总统办公厅正在制定明显有别于内阁方案的摆脱危机新纲领。戈尔巴乔夫讲话之后，巴甫洛夫要求发言，他说大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不再要求最高苏维埃为自己扩大权限。分歧被压下去了，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 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1991年7月中旬．7个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将要在伦敦召开例行首脑会议。苏联没有加人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以前也没有这个想法。1991年5月，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峰会部分活动的谈判在各种不同渠道同时展开。戈尔巴乔夫承诺，他要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重整苏联经济的突破性方案呈交给西方国家领袖。谈判最后在6月达成一个妥协的，对苏联来说足够丢面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伦敦，但不是与其他国家首脑享有同等权利的峰会参加者，他不能出席"七国"峰会和会议午宴，他只是英国首相梅杰的客人，但在"七国"峰会结束以后，苏联总统可以单独会见与会的所有各国领导人。这种会见是半官方性质的，没有安排正式谈判，没有签署文件的计划。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非常满意，他在周围的小圈子里，甚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都把即将举行的"伦敦会晤"评价为苏联外交的一大胜利。可是，由谁陪着戈尔巴乔夫访问？带着什么改革纲领去伦敦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辞职以后，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随后也离开了政权机构。因那个失败的"500天纲领"而名声大振的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立陶宛局势为借口走向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的道路，尼古拉·彼得拉科夫院士被免去了苏联总统经济顾问的职务，整个总统委员会都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需要紧急组成一个新的经济小组，他安排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经是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在苏共28大上竟然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但他还是和亚科夫列夫一样被留下担任总统高级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是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称不上是什么大牌的经济学家，他性格很平静，人也非常规矩，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我觉得，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以前担任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责，已经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感到不堪重负。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的沃林斯科耶开始投人工作。专家们起草的文件并非那种内容广泛的经济改革纲领，而是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伙伴的纲领性的信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维克多·格拉先科都参加了这个工作组。为了讨论和磋商问题，还专门将叶戈尔·盖达尔、鲍里斯·费多罗夫和叶夫根尼·亚辛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请到沃林斯科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 1991年春天，亚夫林斯基在"500天"纲领失败以后就飞到美国，与美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一起为苏联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人工计算机游戏，谈不上是什么严肃的科研成果，就是一个完全空想的模型，因为经济纲领是以苏联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个人所有制、向市场经济急速过渡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外国在5年时间内向苏联提供1500亿美元巨额援助为前提。1991年6月14日，"近卫军纲领"的主体部分被转交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办公室，供美国总统提前对它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在6月17日也收到了这个纲领，他把美苏年轻经济学者的联合研究成果交给了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建议将它作为工作组起草文件的基础。这个纲领的部分内容被采用，同时使用的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种建议和研究成果。 戈尔巴乔夫亲自签字的"书信--纲领"，从来没有在苏联和俄罗斯发表过。这是一个冗长的，非常极端的，同时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空想方案。这个方案在伦敦峰会前10天才完成，戈尔巴乔夫吩咐外交部通过特别信使将这封信分别转给西方国家的领袖们，最主要的收信人当然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收到信件的内容和这种接收方式都证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初是处在何等慌乱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简要地描述了他写给西方领导信中提到的10大提纲，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所有东西：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完全的经济自由、快速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改变所有制关系。戈尔巴乔夫没有隐瞒，只有在西方国家给予"实质援助"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建议才有实施的可能。因为要使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有来自外部广泛而积极的"迎接"。① 7月2日，乔治·布什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不举行正式会晤，而是进行两个小时的工作午餐和"哲学对话"，他们将讨论双方的意向。在回答戈尔巴乔夫是否打算向"七国"提出实质性经济援助要求的时候，乔治·布什说："我确信他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搞投机，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收到戈尔巴乔夫的信后，乔治·布什明显有些不知所措，他在飞往伦敦之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书信，美国对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有不同看法。"布什认为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回信，他在回信里面说了很多支持苏联市场改革的话，同时也不无双关地声明：苏联的市场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工业化国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要看到苏联表现出对民主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领袖的"伦敦会晤"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举行。正如报纸报道的那样，会见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轰动。戈尔巴乔夫的信在伦敦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没人议论这件事。但很多国家领袖还是觉得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表个态。这些表态不仅包含支持或者同情，里面也有疑问，甚至存在担优。一些西方国家领袖呼吁戈尔巴乔夫一定要慎重，要避免走极端。对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莫斯科的很多报纸却散发着浓重的批评味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去伦敦？"--《独立报》问道--"是的，总统实现了最低目标，他没有被人赶出门，但从等待和各种可能的背景来看，可以用失败来评价他这次访问的成果。"②《莫斯科新闻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伦敦带回装满外汇的提包。"③ 戈尔巴乔夫自己把这次访问伦敦的成果成为"新起点"他返回莫斯科以后，就和顾问们忙着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新纲领进行各种修改和补充。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把这个纲领在9月或者10月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但很难想像，最高苏维埃即便对戈尔巴乔夫比较顺从，也未必能通过这个充满幻想的方案。我们命中注定就见不到戈尔巴乔夫的新计划，因为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无法按着事先规定的预案进行了。 ①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290~292页。 ②《独立报》1991年7月2 0日。 ③《莫斯科新闻报》，1991年30期，第2页。 2. 5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1991年的6月和7月，苏联共产党的工作非常紧张，会议一个接一个，苏共中央机关的气氛非常沉重。我在1989年就经常光顾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1991年的夏天，我的身份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所有办公室的人几乎都是新面孔，而且气氛也不比从前。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比如，莫斯科执委会取消了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提供住房的最低标准。苏共中央委员的工作证再也不能顶替进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机关企业的通行证，内外政策问题在苏共中央机关都无法得到解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l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减少到1500万。到1991年的夏天，苏共内部形成了几个相互区别很大的政治和思想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民主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都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中心，倒更像官僚中心。从实质上说，苏共经受着严重的危机：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明白它的严重程度和危机的深度。 苏共中央机关在1991年6月和7月的主要工作是准备苏共新纲领。按照计划，题为"社会主义、民主、进步"的苏共新纲领草案要在7月底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并在当年秋天或者年底提交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所有这项工作都由苏共28大上成立的党的新纲领起草委员会来负责。戈尔巴乔夫几次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6月初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要我参加新纲领的起草工作。我对这项请求态度非常严肃，并认真研究了纲领的几个草稿，还对这份文件的最后稿提出了几十处修改意见。我可以明确地说，其中某些建议被采纳了。除了正在老广场讨论的方案，报纸上还公布了《苏共纲领的倡议方案--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个方案得到了俄共中央委员会部分机构的支持。①不久前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也提出了他们的纲领声明，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苏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亚科夫列夫都公开支持这个运动。② 在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看来，准备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纲领方案最后文本很像一个改良方案，明显看出这个纲领已经放弃了从前很多马列主义的教条，向社会民主方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纲领起草委员会和创作组在7月中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方案获得一致通过。正如我们在那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苏共中央民主派和温和保守派相互妥协的结果。苏共中央机关没有讨论"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提出的极端方案和其他倡议，因此也不准备将这个方案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1991年7月25~26日举行。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中央全会，我们正处在苏共发生转折的特殊时刻。在中央全会开始之前，并非所有人都确信，中央委员们能够接受提交给他们的纲领方案。这份文件的很多章节对"老党员"来说实在是非同寻常，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进行了非常勇敢的修改。有消息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很多党组织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不再信任戈尔巴乔夫，并要求他马上下台，由此造成7月中央全会推迟讨论"修正主义纲领"，转向议论党内高层关系的现实危险。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不怀好意的那些人所做出的种种预测更加剧了这种危险性。就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两天，戈尔巴乔夫在俄共里面的反对派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一个严厉声明，声明已经不是呼吁苏共，而是呼吁全国人民。"亲爱的俄罗斯公民们！苏联公民们！同胞们！"--俄罗斯的文化活动家和俄共活跃分子小组在声明中呼吁说--"发生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的祖国，我们伟大的国家，历史、自然、斯拉夫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崩溃了，断裂了，正在走向虚无。这种死亡就发生在我们的沉默、放纵和默许之下。难道我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吗？我们大家都丧失了勇气、能量和对祖国的爱了吗？"③ 尽管如此，中央全会开幕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围绕会议日程，没有出现任何争论，没有感觉到苏共28大以后已经成为中央全会特征的冲突和仇恨迹象。凭我的感觉，已经被大家遗忘的党内同志式关系好像又回到了会议大厅，只是会上出现的个别问答和两三次大会发言对这种情绪有所破坏。中央全会着手讨论党的新纲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发言，理论水平都很高，最好战的纲领反对派却选择了沉默。是什么因素改变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呢？我认为，苏共从4月到7月所遭受的失败在会上全面反映出来，政权正在从中央全会的主体--州委书记手里流失。在保守趋势严重的地区，苏共遭受的打击尤其明显。毫无疑问，叶利钦在1991年7月20日颁布的"非党化"总统令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党的团结。总统令规定，所有政党和政治运动在8月5日之前都要停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机关、企业内的组织活动。俄罗斯其他政党的地方组织非常薄弱，而苏共一直是把在生产地第一线建立党组织定为党建的主要原则。从形式上说，只有苏联总统才有权取消叶利钦的总统令。在此背景下，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和民主派的声音很高就没有任何奇怪的了，苏共的纲领在中央全会上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并在1991年8月8日的《真理报》上予以公布。中央全会还听取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新联盟条约草案的讲话，但没有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说，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已经结束了新条约方案的起草工作，下一步将要确定签署条约的程序了。中央全会结束几天以后，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伊万·波罗兹科夫辞职退休，瓦连金·库普佐夫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接替了这个职务。瓦连金·库普佐夫以前曾经当过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苏共28大以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给人的印象是，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裂痕已经被磨平。 ①《闪电》，1991年24期；《意志》1991年4期；（发展），1991年22期。 ②《俄罗斯报》，1991年7月18日。 ③《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7月23日。 2. 6新奥加廖沃进程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签署一个新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苏联新宪法的想法，早在1990年年底就产生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被刊登在1991年3月9日的《真理报》上，但它的讨论却有些萎靡不振。这个文件的编写工作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进行，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法律工作者、苏共中央机关干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被邀参加，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时常来这里视察。条约文本不断增多，几易其稿，戈尔巴乔夫6月17日在联盟体条约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然后分发给9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进程。我们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议员，也收到了条约的文本，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方案，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提出的各种咨询、疑问和反对意见有数十项之多。预计这个方案在草签以及制定苏联新宪法的过程中还要继续讨论，但大家都不知道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时间和程序。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条约第5稿，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而且还有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自治共和国也将作为联盟条约的创建者，叶利钦对此没有表示反对，而恰恰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为扩大自治共和国的权利而奔走呼号。讨论进行得非常艰难，会议开了12个小时，到半夜的时候，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谈妥了，只剩下一个条款--联盟税收问题。如果联盟预算安排将加盟共和国来决定，那么这个新联盟国家领导机关还有什么权利呢！ 我个人参加了苏共新纲领的讨论，但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文件的起草工作。6月26日，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把我请到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同时被请来的还有乌克兰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奥列伊尼克，另外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一个副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请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和你们协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程序。有3个可能的方式……"戈尔巴乔夫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一直在解释这3个方式。我此时脑海里一直想着自己该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努力回想着1922年第一个联盟条约是如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签署的。但戈尔巴乔夫却不需要我的建议，他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独白之后，突然说到："好，第二个方案是最合适的。非常谢谢你们！"然后就伸手和我们告别了。我感到非常疑惑不解。奥列伊尼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已不止一次，他对我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好像是说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无论是我，还是奥列伊尼克，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都没有说上一句话。 1991年7月底，为了签署《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抵达莫斯科。苏美两国就此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双方都对这次高层会晤赋予了重要意义。苏美两国总统和双方代表团的大部分会谈都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举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也被请来参加俄美高层会晤。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的重要会晤被安排到7月30日和31日。 7月2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请到新奥加廖沃，与他们举行非正式会晤，甚至可以说是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想把联盟条约草案中遗留的联盟税收问题彻底解决，而且还想确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与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相比，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更担忧。有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三人的会晤，报纸、电视在当时都没有做任何报道。当然，这个活动的参加者是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掠过这个重要事件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底，在我休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联盟条约签署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大家都认为，应该积极利用新条约给联盟和各个加盟共和国创造的条件。接下来是人事安排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自然是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总统的人选，叶利钦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然后是谁当总理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被推举为担任新联盟总理的人选。纳扎尔巴耶失说，如果新联盟政府有独立工作的可能，他准备承担这个责任谈话还涉及对决策机构--副总理和关键部门的部长--进行大改组的问题，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都得退休。叶利钦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好像觉得有人坐在身旁偷听谈话一样。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目击者的，但叶利钦还是几次到凉台上向外观望，可见他的不安到了什么程度。普列汉诺夫为这次会晤准备的房间，我平常在这里批阅文件，隔壁的房间可以吃饭和休息。看来这里事先已经被安上'设备'，我们的谈话都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到了谈话内容，得到了他和另外一些人宁愿丢掉脑袋也要行动的论据。"① 对比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叶利钦在《总统日记》中写道："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原则性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应该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他从克里米亚返回以后，马上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要解决的尖锐问题。谈话是从别墅的一个大厅开始的，一切都很正常。当谈话题目触及到保密题目时，我突然沉默下来。戈尔巴乔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怎么了？'回忆那个时刻的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复杂。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好像有人站在身后，紧随不离地窥视着我们。我当时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偷听。'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地：'你别这样！'但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我开始说服苏联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重组联盟，各个共和国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加人其中，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撤换那些令人厌烦的亲信。如果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在原来的岗位上，谁还会相信新的联盟条约呢？或者国防部长亚佐夫--难道这种过时的'鹰派'人物还有必要继续留在新的联合体中吗？看来这次谈话对戈尔巴乔夫压力不轻，他的表情很紧张。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更换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主席克拉夫琴科。纳扎尔巴耶夫还补充说：'亚纳耶夫当什么副总统啊？!'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那我们就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签署新条约以后，必须更换苏联总理瓦连金·巴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认为谁来担任这个职务？'我提议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戈尔巴乔夫最初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就对这个选择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说'我同意，其他候选人我们将在8月20号以后再讨论。'这次会晤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谈妥的事情都能顺利实施，很多事情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了，历史完全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没过多久，我亲眼见到整理后的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谈话记录。8月政变以后，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堆积成山的文件夹，上面都是叶利钦的谈话记录。我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被人窃听，而且不分白天黑夜，我那次谈话也被记录下来。也许是这个纪录扣动了1991年8月的扳机。"② 叶利钦的电话确实经常被窃听、录音。很多录音的确存在博尔金的保险柜里。克留奇科夫是因为事先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允许才敢这么做的，因此才将整理出来的叶利钦谈话记录放在博尔金那里。但窃听戈尔巴乔夫本人所在房间，克留奇科夫未必敢这么做，即便新奥加廖沃的谈话真的被窃听，克留奇科夫怎么会把这个录音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呢？叶利钦在这里明显是把事实和英国电影《俄罗斯的二次革命》混为一谈了，这个电影里面就有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如何窃听国家元首的情节。就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他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只是听说了新联盟条约签订的日期而已。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宣布联盟条约即将"开放签字"，首批在联盟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国家的签字日期将在稍后确定。戈尔巴乔夫确信，正在国内展开的法律战争将要结束，体现全国人民劳动和意志的联盟国家政权将会保留，苏联作为伟大的世界大国将会存在下去。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次修改稿没有对外公布，戈尔巴乔夫呼吁全体公民、苏联和俄罗斯的各个共和国、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取得相互和谐。但大家不清楚，围绕哪个中心，为了什么主题去巩固这个和谐。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全国讲话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和疑问，但第2天还是对外宣布他要去休假，8月19日才能返回莫斯科。这个时候，苏联和俄罗斯的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以及很多苏联部长都在休假。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企图说服他放弃休假，他们预料苏联其他高层领导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发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但戈尔巴乔夫不愿理睬这些劝告，他坚持认为，是他把这些人推上了政权，他应该很了解这些人，"他们没有站出来反对总统的勇气。" 的确，国内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但在1991年的6月和7月，还没有发展到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程度。《俄罗斯新闻报》政治评论员拉祖瓦耶夫写道："总统好像坚决不接受历史赋予他的灾难性人物角色，他大张旗鼓地呼唤人民大众对未来的期望，然后也是大张旗鼓地让人民大众得不到任何兑现，但他不打算把政权让给别人。与各个共和国协商以后，戈尔巴乔夫扩展了自己政权的政治基础，看不出有人觊觎国家元首的宝座。不管怎么说，叶利钦还许诺支持他，这就意味着他在未来的总统竞争中不会有什么对手，因为叶利钦是惟一可以向他挑战的政治家。就是在保守反对派势力不断上涨的共产党内部，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固，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向他挑战，因为苏共领导人的更换将会加速已经起步的灾难进程。用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看，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领袖不仅要留在政权里，而且还要占据国家政权最高岗位，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强势，是他有很好的信息保障，未必有谁比他更清楚，在这个国家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未必有谁拥有更大的可能来检验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如果掌握信息就是掌握政权，那么总统兼总书记的执政时间就不会受到限制。"③ 这篇文章的作者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仅知晓局势，而且还很清楚自己对手的想法。拉祖瓦耶夫的文章刊登没过几天，我们就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所了解的远不是民主派阵营和保守派阵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①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6 ~ 557页。 ②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年，第56~57页。 ③《俄罗斯消息》，1991年13期，16页。 第三章　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3.1 福罗斯之谜 3.2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蔓延 3.3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 3.5 对“8·19”事件的评价 3.6 1991年8月19日 3.7 1991年8月20日 3.8 1991年8月21日 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3.1 福罗斯之谜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他非常喜欢的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个星期。这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所喜欢的别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别墅，只有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已经实行改革和公开化，但任何一个记者也没有被允许访问过福罗斯别墅。无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还是外国领导人，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福罗斯——这是克里米亚沿岸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村庄的名字。过去是非常荒凉的地方，离萨雷奇海角不远，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刮大风，只有8月和9月这两个月福罗斯才适合度假。福罗斯附近此前没有什么建筑，而恰恰是荒无人烟和与世隔绝，唤起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莎对福罗斯的钟情，他们希望把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建在这里。 1985年夏，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是在克里米亚的奥伦达别墅休养。这是勃列日涅夫当年常来的别墅，是一个集休养、工作于一体的庞大别墅群，经常接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一个人休养，经常有政治局委员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一起休假。某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为了会见勃列日涅夫，也曾到这儿住上一两天。这里安装了完善的警卫系统和政府通信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尤其是他的夫人赖莎却不喜欢在这个别墅休养，苏联政府在1985年末做出为党的领袖建造一所新别墅的决定。在苏联，党的领袖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一把手。新别墅的地址被选在福罗斯村庄附近。 苏联克格勃第九局被确定为新别墅的直接承建单位，这个局负责隶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安全保卫。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工程，因此没有组织设计方案的竞标。著名建筑设计师波利扬斯基院士领导的设计小组第一个被承建单位请来，这个小组设计并监督建设了很多著名的建筑，莫斯科市俯首山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小组的杰作之一。但是，这个小组提交的设计模型被专家委员会否决了。后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军队建筑单位来完成，他们在建设秘密设施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央军事设计院总设计师切科马列夫领导的一个小组承担起了方案的设计任务。像这种规模而且非常神圣的建筑设计项目，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最终完成的设计方案已经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座别墅，而是一个集休养和会见外宾于一体的巨大建筑综合体。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仅仅支付了别墅建设的一小部分支出，而别墅建设的大部分花费都是用财政预算，其中包括军队和克格勃的预算冲抵的。 萨雷奇海角附近这个气势恢弘的建设工程在1986年正式开始，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别列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此前曾参加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建设，为此还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奖章。与福罗斯别墅建设有关的所有工作都由切科夫上将领导。整个建筑工地占据了几平方公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休息区”。主楼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层楼房，房子外面镶嵌着最高档次的大理石，房子上面用特制的铝瓦做房顶，这些铝瓦是专门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里加的三个军用工厂定做的。使用这种材料，主要是考虑到克里米亚是地震多发区，不能使用普通砖瓦。主楼旁边是来客接待楼、露天游泳池和体育场，主楼的半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电影放映厅。总务行政区包括车库、锅炉房、仓库、警卫室、通讯处，以及保证整个别墅正常运转的其他设施。“宫殿”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从主楼到别墅的大门有1公里远。“宫殿”的另一个方向直接通向山崖，在橡树和桧树中间开辟了一条1公里长的甬道。离萨雷奇海角不远的地方，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建筑工地附近本来树木很少，只有少量橡树孤单地站在那里，但在别墅开始建造以后，人们在这里栽了很多桧树，公园里还增添了很多橡树和其他名贵树木。上百辆自卸卡车从外地运来肥沃的土壤，然后把这些土壤铺在山崖上的地基上，因为这个地方不仅属于危险的地震带，而且还是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因此“霞光工程”（这是别墅在有关文件上的替代名称）的所有建筑设施地基都打了坚固的桩子。为了阻挡刮风对“宫殿”的影响，建筑者用爆破的方法拓展了山体的纵深，将其建成宫殿的一道屏障，这座山的一部分也随之成为福罗斯别墅的掩体。从山上往下望，看不到主楼的一层和基础部分，给人的感觉就像海边一所普通的二层小别墅。从海上望去，只有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清别墅的全貌，因为别墅部分伸进了山崖，掩盖了它的实际轮廓和规模。 切科马列夫设计师认为，福罗斯别墅是他所有创作的巅峰之作。整个公园区域由精良的警卫严格把守。这里的警卫不仅包括克格勃第九局人员，而且还包括边防军的部队，他们同时在陆地和海上执勤。萨雷奇海角地区以前当然也有边防部队，但这支队伍在建造福罗斯别墅以后得到了很大加强。公园以外的区域被定为军事控制区。别尔别克军用机场是距离福罗斯别墅最近的机场，这个机场的基础设施因此也需要扩大，随即为领导人的飞机修建了专门的停机坪。 新别墅的建设进展很快。奋战在广阔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程兵有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克格勃内部的建筑队伍。很多建筑材料都是用运输机从国外运来的。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戈尔巴乔夫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但他不过是看看照片和模型，夫人赖莎则经常来福罗斯别墅建筑工地现场视察，多次强迫将已经建好的部分“宫殿”推倒重建，根本不管由此而产生的费用消耗。建筑方案不停地增添新的、花钱很多的项目：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等等。1996～1997年间，苏联有两大建筑工地：一是在切尔诺贝利修了一个盖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反应堆的石棺，另外一个就是在克里米亚萨雷奇海角附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修建了福罗斯别墅。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 福罗斯别墅是在1988年夏季到来之前交工的，戈尔巴乔夫全家当年夏天首次在这里休假。但是，建筑工人并没有离开这个温馨的地方。就在福罗斯别墅即将完工的时候，在阿布哈兹的缪谢拉又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建造一个更豪华的别墅。那座豪华“宫殿”是建在一座不算太高的山上，在住所和大海之间凿出一条隧道，邻近的古达乌塔军用机场也被扩建。1991年开春的时候，缪谢拉别墅内建筑的内部间壁已经结束，大厅里安装了成串葡萄形状的巨大吊灯。按照计划，戈尔巴乔夫全家在1992年夏天将要到这个新别墅来休假，那时福罗斯别墅的房子就会空下来。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带着全家来到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时候，媒体没有发布总书记休养地点的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很好客的人，他们从不邀请苏共政治局委员或者外国领导人到别墅做客，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非常愿意邀请客人来别墅，他们一年之内总有一到两次在别墅举行秘密会谈。是啊，这座别墅的豪华程度比它所在的位置更有可能引起来客对别墅主人的不解和嫉妒，要使苏联国家领导人新的生活形象和全国上下刚刚开始的反对特权斗争兼容，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戈尔巴乔夫自己说过，福罗斯别墅不归他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财产，但要知道，这座“宫殿”是按照戈尔巴乔夫家庭的口味，甚至他们提出的结构方案设计的，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空着，但别墅需要随时维护，既要保证复杂设施的正常运转，还要更换被大海冲刷的土壤，栽种新的树木。 1991年的8月21日，首批记者有幸来到福罗斯别墅。他们是和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等人一起来的。对福罗斯别墅的详细采访和这个别墅的照片陆续在1992～1994年在媒体上发表。正如一个记者所写的那样：“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1992年1月4日《苏维埃白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3月19日《红星报》。戈尔巴乔夫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且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60页。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巴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助理，每年夏天都陪伴戈尔巴乔夫一家一起度假，也被福罗斯别墅的气势和豪华所震惊，他在1988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把从妥歇里到萨雷奇海角这大片土地上的建筑与勃列日涅夫在利瓦季亚的别墅相比，后面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破烂棚子。”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222页。切尔尼亚耶夫后来承认，他正是在福罗斯别墅产生了对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勋也拖着一个“徇私”的尾巴的想法。当福罗斯和缪谢拉别墅在1986年开始建造的时候，民主、公开化、与不应有的特权作斗争，还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过分担忧，但这些别墅在1988～1989年间都已竣工，他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效仿从前的做法——将雅尔塔1号、2号别墅和勃列日涅夫的利瓦季亚别墅交给军队老战士，因为老战士组织根本没有实力和资金维护保养这些豪华别墅。他不得不将自己休息的地方隐藏起来，免得纠缠不休的记者惹是生非。 1991年8月4日，克里米亚机场一个记者也没有，前来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黑海舰队司令，以及当地驻军的将军们。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戈尔巴乔夫第二天就和全家人一起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沿着人造公园的甬道散步。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别墅工作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睡觉。他从这里给很多人打过电话，谈到了苏联总统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发言，讨论了这个仪式的很多细节，甚至细到各个共和国代表团在签字仪式上的座次。戈尔巴乔夫8月14日与叶利钦通话时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叶利钦说话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其他问题，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有些动摇。叶利钦突然问了一句：“不知戈尔巴乔夫是否理解，叶利钦在这儿遭到什么样的进攻？”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进攻，我们都不应该从达成的协议后退一步！我们需要保持镇静。”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2页。叶利钦这些天的确忍受着来自身边极端派别，尤其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的巨大压力，叶利钦本人也有不少疑问。联盟条约对他来说就好似新的束缚，通往俄罗斯政权道路上的陷阱，他开始琢磨新条件了。叶利钦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随即被提上日程，叶利钦打算和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和戈尔巴乔夫商量这次访问的议程。 3.2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蔓延 戈尔巴乔夫休假的时候，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苏联政府总理巴甫洛夫成了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飞到瓦尔代休假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生病住院。在很大程度上，政权在这些日子里实际上是掌握在那几个坚决反对签订联盟条约的人手里，他们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博尔金。外界对博尔金不太熟悉，但他从1981年开始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对于很多高层领导人来说，博尔金参加8月事件就给人一种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事件认可的印象，因为总统兼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以前曾经多次代替上司向这些领导人传达指示。很多人都以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 讨论新联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命运的第一次倡议，是克留奇科夫发起的，但他不是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角色，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角色，从来就没有人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当然，克留奇科夫张罗各种类型的协商都是比较容易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他掌握着国家局势的信息最多，其中包括社会的、国家机关的，还包括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克里米亚休假之前，对前来送行的克留奇科夫说：“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切都可能发生，如果出现直接威胁，我们将被迫行动。” 克留奇科夫知道戈尔巴乔夫指的主要是叶利钦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对亚纳耶夫也说了这些话，他说：“根纳季，你留下看家，在必需的情况下要果断采取行动，但不能流血。”在8月3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也说过：“我要说的是，应该严厉地行动。如果形势需要，我们一切都可以做，直到宣布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委托的框架下，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莫斯科城边一个克格勃的设施里面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巴克拉诺夫和博尔金也参加了这次会晤，会晤的时间是1991年8月6日的晚上，第二天就开始制定实行紧急状态必须采取措施的第一方案。亚佐夫把制定必要措施技术细节的任务交给了1991年初刚刚被任命为苏联空降部队司令的巴维尔·格拉乔夫将军。克留奇科夫不久以前的助手，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的日任将军代表克格勃参加这项工作，苏联内务部的专家几天以后也加入这个班子。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当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但他随时能够收到有关国内和莫斯科局势的最新信息，他的情绪和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没有多大差别。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8月7～14日），前来起草实行紧急状态有关文件、制定紧急状态有关具体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层次不同，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纳耶夫、博尔金、巴甫洛夫和其他高层人士几乎每天都给在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通报国内和莫斯科的局势。没人向总统通报在苏联境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技术细节，但都提到了目前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这些人都非常清楚，目前所做的事情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但他们谁也不想做出最后决定。这些电话和电话里所作的种种暗示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他几乎做好决定，准备在自己周围进行一次干部调整，他以感觉不好和神经根炎发作为借口回避回答问题。 3.3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任何人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秘密协议，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也没有对外发表，尽管已经有几十人看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却非常意外地刊登在8月15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报纸撰文指出：这是一份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本报提前将其公布于众，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尽早对它进行讨论。全社会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新联盟条约的签字时间就定在8月20日。次日（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新联盟条约草案，即便不是什么国家建设的专家也看得出来，条约里面迷雾般表述隐藏的目的，不是苏联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是在事实上消灭苏联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从前的位置上拟议建立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支撑联盟存在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统统被剥夺。人们还知道，准备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只有三个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还在犹豫之中，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声称将在当年秋天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最后决定未必对签署新联盟条约有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想法，不准备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家非常疑惑不解： 8月20日以后，什么人领导这个国家？怎样领导这个国家？哪些政权机构将要保存？哪些机构将要撤销？哪个党来领导这个世界从来没听说过的邦联？苏共在这个邦联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 戈尔巴乔夫对报纸登载新联盟条约大发雷霆，他下令找到并且严厉惩罚走漏消息的人。但此时国家已经实行公开化政策，报纸完全可以不对外透露信息来源，况且秘密调查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高级官员、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士对当前的形势都非常困惑和压抑，他们在新联盟机构中没有找到自己部门的位置。紧急召开的克格勃部务会议认为，在签订新联盟条约以后，无论是从前的苏联，还是即将诞生的新苏联，他们的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8月16日召开的政府会议（由于很多部长休假，很多政府会议组成人员缺席）也是这个意见。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在此之前就对新联盟条约方案有很多不同意见，他们现在对这个方案能否在议会获得批准存在很大疑问。尽管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两院主席拉普捷夫和尼沙诺夫，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都看过8月23日商议好的条约文本，他们还在文件上面签了字，但他们对此条约的疑问并没有彻底消除。卢基扬诺夫就对自己身边的亲信说过，这个方案与全苏范围内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的表述之间有明显分歧。卢基扬诺夫还认为，如果新联盟条约签订，它将破坏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银行系统以及整个联盟的所有权、税收、预算体系。按照卢基扬诺夫的观点，“法律战”会越来越加剧，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继承也无法得到保证。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俄罗斯骚乱的漩涡》，莫斯科，1999，第55～56页。 1991年8月17日，叶利钦飞到哈萨克斯坦去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在与苏联电视台负责人克拉夫琴科的通话中获知此事，他无法隐藏自己的愤恨：“好啊，你们在我的背后串通一气，我一定要摧毁你们的勾当……”2001年8月16日《议会报》。此时在莫斯科，签订联盟条约有关程序所有细节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这个隆重活动的最终方案已经得到正在克里姆林宫值班的博尔金的批准。但就在这一天，那些随后被人称作“政变者”的人却聚集列宁大街尽头的一个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里。这是一座不太显眼的建筑综合体，很像哪个部门的招待所。在这幢建筑的入口处，挂着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牌子——图书档案中心。ABC据点占据了4公顷的森林，厚实的水泥墙圈着院落，整个设施戒备森严。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认为这里是克格勃的一所间谍学校。 据点主人克留奇科夫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宣布会议开始，巴甫洛夫总理随后做了内容详细的发言，他主要谈到了国内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刚刚开过的政府会议。部长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但他们却不认同这个条约方案文本，也不同意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舍宁都发了言。亚纳耶夫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他甚至不知道开这个会。卢基扬诺夫和普戈也没来开会，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和瓦连尼科夫大将却出席了这个会议。没人能够做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任何人都不想无所作为，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此情况下不应该无动于衷。会议最后决定派一个代表团争取说服戈尔巴乔夫推迟签订新联盟条约。任?人都不能理解，没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新联盟怎么能够存在！军队怎么办？导弹和核武器怎么办？所有那些全苏系统怎么办？谁也不希望流血，谁也不愿接受熟悉而又亲切的苏联将被消灭的事实，大家都觉得这就如同接受苏联政治自杀一样荒诞。 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是克格勃警卫局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74～275页。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入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 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第442页。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 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 “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 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页。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道：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 ’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第16～17页。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71～372页。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三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招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482～483页。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1999年8月11～17日《文学报》。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ABC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一直到8月19日凌晨3点才结束。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的法令，随后还签署了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这是卢基扬诺夫建议的巧妙手段。随后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巴甫洛夫、巴克拉诺夫，以及苏联工业、建设、交通、通信国有企业联盟主席吉兹亚科夫和苏联农业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 3.5 对“8·19”事件的评价 在苏联局部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从1991年8月19日4时开始生效，期限为6个月。实际上，反恐特别分队“阿尔法”小组和克格勃、内务部所属的某些特种部队，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进入高度戒备状态。8月19日黎明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机器进入工作状态，这一天因此被当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围绕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监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保卫“白宫”，以及1991年8月19～21日发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记述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沙赫纳扎罗夫——几乎都写了回忆录，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采访录，还有不少文件汇编，甚至还出版了几本与“8·19”事件有关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几百卷调查材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询问记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对事件主要人物评价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阅读这些文献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常见的有10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设计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导演的游戏，但却意外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赢了这场游戏。正如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那样，自从被人囚禁在福罗斯别墅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把他从前不敢拉下马的那些人置于死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艰难地踩在平衡政权的绳索上，绳索的一头是“反动派”，另一头是聚集在叶利钦周围的“自由派”， 他完全可以叫“暂停”，把自己关闭在克里米亚，并且想法儿挑起“正统派”向放荡不羁的“民主派”开火，然后以民主救世主和消灭一切罪恶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叶利钦却赢了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参加事变的小卒。《新时代》2001年第33期，第25页。第三种观点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杰作。根纳季·久加诺夫证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尔巴乔夫取缔苏共、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给修正了。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还有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他们与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为臆造的“事变”结果真的变成国家政变和灾难。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001年8月2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当然，此处肯定也不能绕过“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学说。作家А普罗汉诺夫写道：“8月政变，荒诞神秘的三天，这是巨大过程的小片断，他们胜利了，他们取得了毁灭帝国的胜利，他们把我们从历史中抹掉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竭力追求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里就彻底崩溃了。”《20世纪和世界》1991年第11期，第21～22页。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于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终于使我们摆脱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说法认为，特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却认为军队领袖作用最大。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说三天之内的行动主线始终经过党的机关。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归咎于某些人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最平常不过的斗争。《独立报》总编特列季亚科夫撰文指出：“没什么可回忆的，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一伙人身在高层，却看不见前途的光明，就企图向后转；另一伙人看不到自己在旧体制下有什么前途，就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大好局面’，试图将他人从克里姆林宫顶部推下来。”1996年8月20日《独立报》。 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8月事件。诚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确违背了国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触及了苏联宪法的一些章节。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维亚切斯拉夫·科沃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莫斯科，1997。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新时代》2001年第32期，第12页。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这出戏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间，在它唯一可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就是唯一可以解散苏联的地点，苏联帝国的心脏，集权政权的最神圣之处——莫斯科。《匈牙利子午线》1991年第4期，第47页。 应该指出，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崩溃和瓦解，伴随着一个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国家——俄罗斯联邦的诞生，而且新俄罗斯和从前的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相像之处甚少。我们都明显地看到，发生在1991年8月的很多事件具有本能的特征，也是向外喷射灾难力量的作用结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从不同方向把堤坝打开，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开辟了道路，他们自己最后都无法控制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8月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在这三天里根本就不像什么舵手，而更像是一群渡河者，他们都竭尽全身力气使自己的身体浮在湍急的水流上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上面列举的这些说法，也不想就8月事件提出个人学说，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事实和事件，它们相互综合作用，最后导致苏共这一政党和苏联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崩溃瓦解。这些事件不意味着俄罗斯走到了尽头，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加入苏联的其他各国人民的末日。但这的确是他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个巨大转折。 3.6 1991年8月19日 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午夜做出的。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应是8月18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8月19日凌晨3点之前签署的，其中包括将国家政权转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那些全权代表人物的1号决议。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命令都在凌晨4点左右交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当天早晨6点钟，苏联大众传媒的所有频道一起对外宣读这些文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区，以及莫斯科市的党政领导和普通群众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才获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只有某些特殊部门提前几个小时得到了通知。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悄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口布置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发去密码电报，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一个小时以后，亚佐夫又下达一项口头命令，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巴维尔·格拉乔夫接到调动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的命令。 叶利钦8月18日一整天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他此次访哈的正式日程已经结束，主人对宾客的热情款待使访问的非正式活动日程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叶利钦专机的起飞时间一拖再拖。叶利钦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准备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8月18日早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觉得这可不是玩笑，由此非常焦躁不安。戈尔巴乔夫担心叶利钦将要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袖就分立问题进行谈判，可能会给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提出新条件。叶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却对迟迟不能离开感到不满，他甚至怀疑这是纳扎尔巴耶夫从中作梗。叶利钦的专机在当天夜晚才飞抵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叶利钦很快就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清晨，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急匆匆地把父亲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塔季扬娜接着对叶利钦说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等人的名字。叶利钦起初还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都说些什么？这是非法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79页。半小时过后，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匆忙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开始在别墅附近布置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格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希拉耶夫随即都赶到这里。就是这些人，在8月事件中扮演了叶利钦左膀右臂的角色。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希拉耶夫在当天上午9点签署了这份文件，大家利用手头现有的地址将文件用传真发到外面。很多单位在接到这个传真以后，纷纷给叶利钦打电话表示声援。叶利钦不停地打电话，把人叫到自己家里或者去“白宫”开会。叶利钦自己都有些奇怪，他在这时候竟然能享受如此顺畅的通讯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归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缺乏远见”。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无法想象新的信息手段的广度和深度，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按照‘党的做法’悄悄地组织人所不知的政变，可想不到会被一场完全公开的决斗所代替。”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叶利钦的问题在克留奇科夫周围，在克里姆林宫都讨论了不止一次。8月18日夜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将叶利钦的飞机迫降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就地在那儿逮捕他。另一个方案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羁押叶利钦，然后把他带到扎维多沃的一个别墅隔离起来。对克格勃来说，切断叶利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不会有任何困难。叶利钦的行踪、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内容，以及他左右那些人的行动都处在克格勃专门小组的监控之下。但克格勃里没有任何一人接到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行动的命令。这种犹豫不决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心理原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的人，并没有制定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不久前刚刚产生的俄罗斯民选总统的目标。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巴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于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卢基扬诺夫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动用什么武力行为的，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是苏联政权中排在总统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出这样情景：一个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另一个总统被囚禁在扎维多沃别墅。正因如此，才做出至少一个昼夜内不对叶利钦实行隔离的决定。大家还知道，叶利钦非常不情愿地在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着急签订这个条约的是戈尔巴乔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回避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武力行为。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与其说是靠精心计算，还不如说是靠直觉来决定的。叶利钦后来回忆说：“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在广场上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来确定，更主要的东西发生在事件的背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早晨6点左右，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股队伍已经接近莫斯科的环城公路。空降兵部队是由巴维尔·格拉乔夫中将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手是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巴维尔·格拉乔夫不仅和亚佐夫保持电话联系，而且还亲自和叶利钦保持联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的时候，年轻的格拉乔夫将军给他介绍有关情况，叶利钦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他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兑现诺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行进的道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的目标挺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这一景象让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大开眼界，他们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这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军事政变。很多外交官向国内发回消息说，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就连叶利钦都感到疑惑不解。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应该主动发起倡议，而且要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阻止叶利钦的想法，他提议让叶利钦装扮成打鱼的人，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有人还建议他从莫斯科逃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但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早晨9点他派希拉耶夫去打探情况，希拉耶夫从办公室里给叶利钦打来电话之后，叶利钦马上坐上自己的专车直奔“白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叶利钦的身旁，冲锋枪就端在膝盖上面，但叶利钦在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负责人卡尔普辛少将没有接到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放走了俄罗斯领导人所有进入莫斯科市的车辆。当然，“阿尔法”小组肯定跟着这些汽车，并按照命令在“白宫”附近占领有利地形。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那里。除此之外，在场的还有很多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代表和几十个新闻记者。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告俄罗斯公民书》从这里向全国散发出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做出决定，马上召集正在休假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出席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叶利钦和哈斯布拉多夫签发的几百封电报，而且都以政府电报的名义发往全国。后来的案件调查表明，克格勃的一个副主席拟了一个在危机情况下将要扣押的70人名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希拉耶夫、布里布利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这份名单没有转变成命令。9月19日这一天只逮捕了两个人，一个是苏联人民代表戈德良，另一个是俄罗斯人民代表乌拉日采夫，后者是保护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有人问起逮捕这两个人的原因，巴维尔·格拉乔夫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制造混乱已经很久了。” 到了“白宫”以后，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讲话一个接一个。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没人在途中阻拦他们，大家在“白宫”附近搭起防护栏。俄罗斯总统、副总统、总理、议长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叶利钦签署组建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担任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此前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叶利钦极其忠诚和顺从。“白宫”里除了建立自卫指挥部以外，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上校还组建了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直接听从他的指挥。俄罗斯领导人还做出秘密决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俄罗斯领导的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也接到一个秘密指令：如果叶利钦和希拉耶夫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表现。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很多，但谁也没着急给这个新的政权机关提供现实协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对目前的形势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大家对国内局势保持平稳比较满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机关采取罢工行动。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人理会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全民罢工呼吁，但也没有几个人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一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 上午11点，舍宁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因病住在医院。伊瓦什科来莫斯科工作时间不长，他因此没有被卷入事件的具体细节中。苏共中央书记处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具体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动用军队只涉及莫斯科一个城市，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军队进驻的情况。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接近“白宫”的要地，军官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几个坦克上的官兵倒向“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很快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走出大楼去和支持者见面，叶利钦这一举动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了坦克。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早晨签署并散发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15分钟以后，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估计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看到了这一场面。圣彼得堡电视台的信号覆盖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地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索布恰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圣彼得堡，到机场迎接他的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圣彼得堡市政府高级官员、克格勃军官弗拉季米尔·普京。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时候也开始举行支持叶利钦的###。当然，也有些地方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但按照以往惯例，这些###都是在某些工厂的车间里举行的，外人不知道里面做些什么。 8月19日下午，按照巴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四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四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四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392页。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科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2001年8月17日《议会报》。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记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主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基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基贾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 3.7 1991年8月20日 8月20日，星期二。这是原定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子。举行这个隆重活动的所有工作在克里姆林宫里已经准备就绪。8月18日，当叶利钦还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也愿意签订新联盟条约。仅仅过了两天，就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当天出版的《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苏联领导声明》、《对苏联人民的呼吁书》、《对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呼吁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1号和第2号声明，以及亚纳耶夫签署的《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主席令》。除此以外，报纸上还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一份声明，声明阐述了他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异议，这份声明的落款日期是8月16日。 这些号召和警告本身，非常接近多数苏联人民对时局的担忧，但这只是口头表示。这些话出自谁的口？是否能够相信这些话？什么人，用什么手段将这些口号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是否会导致与声明相反的结果？8月20日这一天，一半左右的地方报纸不仅刊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和决定。《真理报》甚至也刊登了叶利钦声明的一段节选，标题并不醒目：《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 8月20日早晨，“白宫”周围聚集的人数不下5万人，他们在那里临时搭起简陋的屏障。在科别茨将军的指挥下，一个上千人的武装队伍被组织起来。当然，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手无寸铁的群众，都无法阻挡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大家都很清楚，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对于奉命进城的官兵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也不很明确。他们不认为保卫“白宫”的人群中有哪个是敌人，也没有让自己同胞流血的愿望。巴维尔·格拉乔夫一直和叶利钦保持联系，随时向叶利钦通报军队的近况和上边下达的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尽管海军所属部队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行动，苏联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乌拉尔—伏尔加军区司令马卡舍夫却给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发来电报，要求对叶利钦马上采取严厉措施，并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流域的城市也采取紧急状态。瓦连尼科夫将军从基辅也发来类似的电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有人提出用空降兵来对付“白宫”的保卫者。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召开早晨的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首先发言，他讲话的基调大体如下：只有迅速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人民才会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建议降低儿童食品的价格。马斯柳科夫副总理此时临时代理生病住院的巴甫洛夫工作，他一听这个建议，激动地喊了起来：“这笔钱从哪儿出？”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逐条领会8月20 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很多章节，主要是任命各种级别的全权代表、监督文字材料的印刷、干扰外国广播节目、散发宣传鼓动传单，甚至还包括及时收割庄稼、制定1991年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除此以外，行动计划里还有一项主要而特殊的决定：卢基扬诺夫要在两天之内作一个“战略性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复杂时局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所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给卢基扬诺夫列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让他就这些问题向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星火》，2001年8月13日，第9页。 但是，卢基扬诺夫对此重任没有思想准备，他也不打算做这个战略发言。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告诉别人，他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卢基扬诺夫在8月20日决定会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希拉耶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哈斯布拉托夫后来回忆说：“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希拉耶夫说话比较平静，但鲁茨科伊却始终非常急躁，卢基扬诺夫是个圆滑的政治家，当他知道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妥协以后，他选择了新的战术，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卢基扬诺夫承诺确保人民代表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能够畅通无阻，争取说服事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部队撤走。走出卢基扬诺夫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们担心可能被拘捕，当我们坐着汽车顺利地通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车开到加里宁格勒大街的起点，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稠密的人群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我们是在人们的欢迎中走到“白宫”的，我们平安回来，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1992年8月19日《俄罗斯报》。 列别德将军返回空降兵总部，与卡尔普欣将军一起为贴近“白宫”选点儿。他后来回忆说：“从纯军事角度看，拿下这座建筑没有什么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是何苦来呢！我见到围墙下面的人群，也和他们聊天、对骂，这都是一些普通而又正常的人。”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400～401页。 当天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攻占“白宫”、拘留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后面没有任何坚定意志作支撑。大家都不清楚，由谁来执行这个决定，如何执行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进行强攻的命令，只是可能使用武力的一个方案。格拉乔夫接到准备攻占“白宫”的口头通知以后，就马上与尤里·斯科科夫秘密见面，并把一切都告诉他。格拉乔夫特别提到，他没有向空降部队下达任何命令，也不准备做这件事。叶利钦从其他渠道得到了类似的信息，局势进入白热化。按照匆忙制订的方案，攻占“白宫”的准备工作由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他曾在1979年12月27日攻占阿富汗“阿明宫”的战斗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在这次强攻中，“阿尔法”小组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查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将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把这个想法和卡尔普欣说了，卡尔普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发动行动两个小时前，卡尔普欣给格拉乔夫打来电话。 格拉乔夫问他：“你在哪里？” 卡尔普欣答道：“距‘白宫’2公里，我对局势做了分析，已经做了决定。”卡尔普欣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第202页。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大家都知道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更清楚人们后来对军队的那些责难。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后来的事件调查和回忆中都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当时所说的只是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的确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形式的进攻命令。亚佐夫回忆说，他在8月20日晚上就向军队下达了撤出莫斯科的命令，他知道格拉乔夫和列别德的立场，没有反对他们的做法。德米特里·亚佐夫：《命运的打击》，莫斯科，1999，第31页。其他人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仅仅几个小时，亚佐夫的一个副官就对外界说，亚佐夫是何等艰难地忍受着发生在8月19日和20日的一切，他的表现已经失常了。有人企图说服他下令动用武力，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当皮诺切特！ ”1991年8月27日《共青团真理报》。亚纳耶夫后来也几次宣称，他坚决不同意使用武力，而且要求克留奇科夫不要进攻“白宫”。的确，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格拉乔夫已经通报斯科科夫：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白宫”里的人还是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度过了8月20日夜晚，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军队的情绪和调动情况，只看到外面正在为进攻“白宫”做准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得起恐惧的考验，希拉耶夫把政府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放走，自己也决定回家了。临走前，他给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打了电话：“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完蛋，我的消息很准确，让他们占领空楼去吧，我要回家了，再见吧！”叶利钦的脸都给气白了，他竭力挽留希拉耶夫，但都徒劳无益。1992年8月19日《俄罗斯报》。实际上，就是叶利钦本人也有些动摇。当天夜里，他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的强烈要求下，来到“白宫”地下室的停车库，那里停着一辆“吉尔”牌防弹车。警卫告诉叶利钦，他可以坐着这辆车从自动门突围出去，越过“白宫”附近的路障，闯入离这儿不远的美国大使馆。叶利钦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当天晚些时候，卢日科夫来到“白宫”。他后来回忆说：“随着凌晨3点的临近，‘白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两眼盯着时钟的指针：2点50，3点，3点15，3点30。我们补充了一些武装人员，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好像垮了，进攻的威胁被解除了。”尤里·卢日科夫：《濒临绝境的72小时》，莫斯科，1992，第77页。早晨5点，所有人都返回到“白宫”的5层。大家此时都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游戏已经输了。 3.8 1991年8月21日 8月21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退和失败的日子。当天凌晨1点过后，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会议，亚佐夫本人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派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来开会，而且还让阿恰洛夫带话儿：“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克留奇科夫自己知道“白宫”周围的情况，也很清楚部署在“白宫”附近空降兵和直属他的“阿尔法”小组官兵的心情，他最后也只好认可：取消进攻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但是，不进攻“白宫”并不等于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计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在当天早晨8点举行。当天清晨，苏联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亚佐夫元帅下达撤军命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付诸实施。苏联国防部将这个决定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但没有征求他或者亚纳耶夫的意见，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没有这种隶属规定。 早晨8点多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不长，而且不少成员都没有到场。巴克拉诺夫没有参加会议，他已经决定撤出这个游戏，亚佐夫也没来，国防部长不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又能通过什么决议呢？克留奇科夫建议大家一起去见亚佐夫，在他那里继续讨论问题。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和舍宁、普罗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于伏龙芝沿岸街上的苏联国防部，亚佐夫客气地接待来宾，外表也很平静，但他的脸上分明写着：他的内心已经沸腾，他非常疲倦，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压力。针对我们提出要和他商量下一步对策的问题，亚佐夫回答说，国防部部务会议已经做出将军队撤出莫斯科的决定，撤军工作已经开始。我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亚佐夫元帅……我们从亚佐夫办公室直接给卢基扬诺夫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也到国防部来。卢基扬诺夫很快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分析了局势，一起得出‘不能再冒险’的最后结论。我们决定：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前往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将国家从崩溃之中挽救回来。前往福罗斯的飞机在13点出发，初步说好我和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亚佐夫一起去，卢基扬诺夫和刚刚出院的伊瓦什科也表达了同机前往的愿望，普列汉诺夫作为警卫机构的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在前往伏努克沃机场的路上，我给亚纳耶夫打电话，向他通报最后到底谁和我一起去福罗斯。我再一次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见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回答说，得有人留在莫斯科。我们都很明白，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私事》，莫斯科，1997，第201～203页。但是，亚纳耶夫对此情节的陈述确有很大出入：“8月21日，他们飞往福罗斯，克留奇科夫从那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统不见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签署了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宣布该委员会所有决定一律作废。”1997年8月1～7日《公共报》。但是，亚纳耶夫的命令没在任何地方公布，谁也不知道这个命令的任何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前成员乘坐的飞机在16点左右降落在克里米亚。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有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知道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从8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收听广播（主要是BBC的节目），8月20日，福罗斯的通讯机关又给他开通了一台电视。当戈尔巴乔夫获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代表团即将抵达的消息，马上命令警卫封锁进入别墅的所有入口，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如果情况需要，可以使用武器。戈尔巴乔夫宣称，在他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开通以前，他不会与任何人见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要求很快被满足，开通对外通讯联络一共用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劳拉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祈祷。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除了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以外，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也做了详细的日记。据切尔尼亚耶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在15点左右抵达福罗斯别墅，我们没有惊扰戈尔巴乔夫，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家人都跑到阳台上，只见几辆‘吉尔’轿车正沿着通往别墅的坡道朝别墅大门开来，端着卡宾枪的警卫马上迎了上去，埋伏在灌木丛中的战士高声喊道：‘站住！’从第一辆汽车下来一个军官，他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人。他们同样被告知要原地等待。一个卫兵跑进别墅，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车队开进了办公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楼梯正对着楼门，我从办公室刚好看见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挨打的表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这是求饶来了。我穿好衣服，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我真担心他可能会接见这些客人。千万不能这样做！电视报道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正飞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用电话指挥行动。他见我进来，就对我说：‘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恢复对外通讯联系，我决不会见他们。我现在也不想和他们见面。’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命令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让他将克里姆林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放走参与政变的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又给政府通讯局局长和邮电部部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将政变参与者的所有通讯联系全部关闭。从电话另一端的说话的口气看，这些人还是很顺从的。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打电话。在我进来之前，他已经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等人通过电话。我的担忧被戈尔巴乔夫打消了。他对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不会和他们见面的。难道说我想和卢基扬诺夫、伊瓦什克在一起！’”1991年9月30日《消息报》。 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日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邻近马雅可夫广场的立交桥。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 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名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在8月21日明确的，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早些时候就预料到将会出现这个结果。8月22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亚佐夫被捕了，但他没见到戈尔巴乔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还写了一份讲话稿，准备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宣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不少东西：“我为什么从索契返回莫斯科？ 谁也没有叫我回来，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从1990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灭亡，戈尔巴乔夫的生命宝贵，但我们祖国的前途更珍贵！就让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为了伟大国家不灭亡，有人曾经做过抗争！”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两个女儿纳塔利娅和塔季扬娜证实，8月23日晚上，她们没看出父亲有什么忧愁的表情，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甜瓜，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最新时局。第二天早晨9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离家去克里姆林宫上班，他临走前还说晚上要带着外孙去散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从单位给纳塔利娅打来电话，嘱咐她到机场接妈妈，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知道妻子乘坐的飞机在15点到达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根据遗书判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8月23日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在这天深夜也被示威者给占领了。电视报道了这一行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了解的细节更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些朋友认为，是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和戈尔巴乔夫的无动于衷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丧失了最后希望。对一个军人来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巴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代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激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作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 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同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很快找到了。一份放在住宅过道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 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 “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三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拉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尼古拉·克鲁奇纳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吉·巴甫洛夫。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洛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 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吉·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唯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 第四章　穷途末路 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4.3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4.4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4 .5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4. 6苏联的解体及西方的反应 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1991年8月22日午夜2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警卫人员尽力推挡着包围在总统身边的人们。而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刚从克里木返回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瓦连尼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和博尔金也于晚些时候被关入铁窗，几天后，卢基扬诺夫也锒铛入狱。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俄罗斯甚至整个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莫斯科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而他并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权力。被叶利钦“挽救”的苏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遭受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侮辱，而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人们在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敬意是真诚的，但没有持续多久。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迎接他的有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当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成立一个像叶利钦后来组建的总统办公厅那样的管理机构。1990～1991年期间，整个国家的事务实际上是通过部长会议、各部委、苏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国防部等机构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时，因为苏联部长会议已经集体辞职，所以戈尔巴乔夫考虑任命一位新总理，但是助手们建议他等到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时再做决定。因此，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代总理。 从8月22日开始，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坐落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宫”附近则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胜利者”###，当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宫”参加紧急会议。当天的主角无疑是叶利钦，他的出现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当中只有寥寥数人与会，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宣布退出苏共。当天，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出现在“白宫”，他只是在电视台的《时间》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然后他主持了一个电视直播的大型新闻发布会，来自苏联、俄罗斯以及外国的记者参加了这场活动。 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总统的新闻秘书伊格纳坚科主持，主题是苏联总统在福罗斯三天的监禁生活，伊格纳坚科格外偏爱外国记者，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没有给任何一家苏联和俄罗斯媒体提问的机会，这些媒体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查封的媒体才恢复发行报纸。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戈尔巴乔夫重复了他不久前在机场上说的话：他从福罗斯回来后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激烈地抨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对苏共采取的行动则尽力维护，他还对已经宣布脱离苏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与会者相信，他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莫斯科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年后伊格纳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也没有预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大笔一挥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论据与事实》1992年第29～30期，第2页。但是，1991年8月的局势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游行人群转移到了老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广场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围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卫“白宫”的人们组成了人墙。为了做好准备以保护克格勃总部大楼免遭破坏，舍巴尔申立即召集克格勃总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卢比扬卡2号楼的正面聚集了大约2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唱着歌颂马加丹的歌曲，在大楼的墙壁上涂写着各种攻击和谩骂的标语。晚上5点以后，示威群众开始试图用钢索拉倒“捷尔任斯基”的铁制雕像，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紧急前往广场的莫斯科副市长斯坦克维奇向示威群众解释说，如果几吨重的雕像倒塌下来，不仅会阻塞交通，而且会影响到地铁隧道。他向人们保证说：“莫斯科苏维埃今天决定拆除所有类似的雕像，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就干，马上！”人群呼喊着。晚上9点后，在节日礼炮的映射下，三辆起重车和一辆牵引车抵达了捷尔任斯基广场。舍巴尔申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两辆威力巨大的起重车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志愿者已爬到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铁索缠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躯。然后他直起腰，拽了拽裤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完毕，可以起吊’，他看起来俨然一个专家。我强迫自己看下去，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吗？没有，发生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领袖们的目光短浅、至高无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价，为我们的愚蠢和轻率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起重机轰鸣着，人群狂呼着，镁光灯闪烁着。被绳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吊在广场的半空，生铁铸成的两条腿在雕像大衣下面摆来摆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维奇早就入土为安了，难道人死之后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罪过负责吗？”列昂尼德·舍巴尔申：《间谍首脑的生活》，莫斯科，1994，第110～111页。午夜时分塑像已被运走，但###仍在继续。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人群前发表讲话，他建议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索尔仁尼琴纪念碑。 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8月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唯一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第22页。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4页。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性，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扎索霍夫、谢苗诺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 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1992年8月27日《独立报》。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兰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3～234页。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4、426页。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的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夫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星火》1991年第37期，第32页。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页。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齿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缔了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政党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这些党派纷纷转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然而对于苏共来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的，因为它已被彻底打倒，不复存在，而它的灭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尽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无论就其组成、结构还是思想理论来说，都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政党了，况且俄共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因为几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当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乌克兰诗人鲍里斯·奥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果当时卢基扬诺夫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这也许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希望的），那么多数代表在胁迫之下会以‘国难当头’为由而支持实行紧急状态。”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第39页。人大代表、来自卡累利阿的教师谢尔盖·别洛泽尔采夫则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阿·卢基扬诺夫：《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莫斯科，1993，第20页。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以及我与人大代表们的交谈来看，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如果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绝大多数代表将会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只是卢基扬诺夫或者是亚纳耶夫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我们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代表未必会同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0日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是到了8月26日，国家局势逆转，代表们的情绪也都有所变化。虽然苏共的活动被禁止，苏共中央机关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苏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苏联人民代表分成了几个党团，其中苏共议员团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于1991年初进入苏共议员团。尽管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辞职，但是任何人都无权解散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我认为在确定苏共命运之前，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可以暂时履行苏共中央的职权，但是，没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见，而且当时只有大约40名代表参加了议员团的会议。8月26日深夜，我来到位于议会大厦四层的卢基扬诺夫办公室，过去总是人来人往的会客室，现在除了他的私人秘书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已注定成为失败者的卢基扬诺夫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兴奋。他说：“我很快就会被捕。”我还曾试图反驳，但看来他对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未来已经一清二楚。卢基扬诺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间对所发生事件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记录的。卢基扬诺夫对我说道：“对于您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笔记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照常进行，会议从讨论卢基扬诺夫的问题开始，结果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我记得，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决定的代表之一。根据最高苏维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阐述。我感觉到了很多代表对我的支持，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还公开反对将苏维埃各部委屈从于俄联邦的决定。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其短暂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于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担任主席，显而易见，他只是负责完成技术性工作。没有人想起本次大会预先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都被人们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关于8月19～21日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拟定的。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大会新的议事日程，并建议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本次大会新的“工作主席团”。随后，大会宣布休会到14点，下午的会议则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共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约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1780名代表参加了前几轮的投票。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戈尔巴乔夫虽然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希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页。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及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 名代表出席，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当时有1792名代表到会。《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期间当然不乏劝诫、施压，甚至是威胁，这一法令最后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开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人民代表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仅全体苏联人民，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此次大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大会秘书处的统计，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共收到2500封来信和电报，而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收到的来信和电报少了几十倍。在大会收到的电报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代表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号召大家“圆满结束本次大会的工作”，并建议通过关于《按照宗教和民族传统将列宁遗体安葬在列宁格勒市沃尔科夫公墓》的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随后宣布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闭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6期简报，1991年9月5日，第20页。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为曾有过很多评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乌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有能力扭转历史的车轮、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苏联解体的。乌特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91年9月，当时惊慌失措的戈尔巴乔夫试图紧紧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赶牲口一样拼命地将苏联最高苏维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已显苍老的政治家的脸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正义的愤怒、办事的严肃、意味深长的乐观、对最高利益的狂热、对不理解者的鄙视、对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对自身能力和对目前战胜残酷命运的绝对自信。这个自信的无耻之徒在这场戏剧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弃。戈尔巴乔夫以为他是在建一座凯旋门，其实他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戈尔巴乔夫当时像是突然从噩梦中醒来，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他，他对大厅里的人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唯一合法的议会，而我是这个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总统。’整个政治局势已转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场却成了问题。但是，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这是新奥加廖沃过程的继续和纯粹的胡说八道）的政治家却没有听从众多理智的怀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结局。”《在十字路口，新世纪：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第211页。他的这些描述与事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较客观的评价来自于另外一些观察家们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马车早在8月就已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试图挽回这一切，这注定是徒劳的。”1991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我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戈尔巴乔夫，有几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和休息厅里，还有一次是在协商会议上，当时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一些?大代表，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在戈尔巴乔夫的脸上读到“绝对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义的愤怒”等表情。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果断的哪怕是冒险的挽救措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的支持，有不少于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经公开在大会上支持叶利钦，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对本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则是言听计从，来自乌克兰的代表们不是向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而是去询问克拉夫丘克，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则直接与卡里莫夫商讨，等等。当时议会制社会学研究所曾向苏联人民代表做过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有哪5～6人可称得上是国家领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叶利钦，480人（占483%）认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在此项调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获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尔布利斯只得到15票。 然而，叶利钦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并未表现出他在1991年8月时所具有的自信与热情，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俄联邦，任何新的权力机构都还没有确立，而叶利钦却决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他身边亲信的困惑与不满：应该是继续扩大对叛乱者和戈尔巴乔夫的胜利成果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能有闲心去休假呢？然而叶利钦认为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评估和确定自己在国家中新的地位，并相应地制订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有其意义，从1991年9月那次‘备受关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我感到，我国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是怎样的时代，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时期，其中难免有大起大落。无论对于国家政治，还是我个人，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折。因此，我虽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来轻松，但内心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对国家将要发生的主要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新的谈判历程，以及戈尔巴乔夫新一轮的频繁任免。在此情况下，最需解决的就是确立自己的圈子，从而完成一个飞跃，加快俄政府内部的运转，吸收其他的关键人物。”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62～163页。这些新的“关键人物”，就是叶利钦后来提拔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绍欣、阿纳托利·丘拜斯、叶戈尔·盖达尔等人。 1991年9月，苏联议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程和全部的活动。作为苏联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个选区推选为人民代表，并在1992年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但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支撑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结局比苏联最高苏维埃更具有戏剧性。 4.3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叶利钦在索契休假时，新一届俄联邦政府因希拉耶夫的辞职而正在组建，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却在一遍遍地起草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早在1991年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尽快单独起草一个关于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波罗的海国家也派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苏联国务会议已经承认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而且第4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1991年10月1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阿拉木图草签了《经济共同体条约》，其中有3个国家还正式签署了该条约。10月18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8个加盟共和国也签署了该条约，戈尔巴乔夫也在这个经济合作条约上签了字。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传统的经济关系已被破坏后，各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在前苏联地区依然流通苏联的卢布，不仅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而且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在发行流通面值为200卢布的新货币，这种货币是苏联中央银行于1991年秋发行使用的。毋庸置疑，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急于巩固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在联盟预算中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所征得的税收已经基本枯竭，但在国内还实行着统一的交通、油气输送、电力、通信系统，以及统一的信息空间，而且不能不提的是，还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承认了“私有制、企业经营自由和竞争是经济腾飞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经济共同体的各成员国应为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制度，对商品和服务实行自由的制度，即免税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新举措，但对许多签署这个条约的国家来说，它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为私营企业建立最起码的必要条件。 戈尔巴乔夫更希望签署一个政治条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讲述了他当时与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农民代表及西方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是于1991年10月和11月期间在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里频繁地举行的。戈尔巴乔夫由“联邦思想”轻而易举地转到了“邦联思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立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协商并最终说服他们的希望，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则赞同建立一个有着更强大中心的国家。11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莫斯科新闻》这家报纸的问题时指出，他仍然坚信新奥加廖沃进程会取得成功，也相信俄罗斯将与乌克兰建立联盟。他说：“必须进行思想意识的革命，这一直是我政治行动的指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承认这一点。与其他人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理念，政治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体现改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应该改变制度，我正是为此而奋斗的。但是，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必将一事无成。我知道，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导致矛盾与冲突。让我们看看那些叛乱者，他们终于明白了，不经过人民选举而赋予的权力必将离他们而去。”在回答“您是否准备担任这个职权被大大削弱了的新的联盟国家领导人”时，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是的，我在此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我将继续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底。”《莫斯科新闻》1991年11月3日第44期，第4页。然而，1991年秋天所发生的这场思想意识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在这几周的所作所为甚至连他的传记作家安德烈·格拉乔夫都感到吃惊，他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应该犯的错误，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不愿相信自己的悲惨结局一样，他竟然自信地将其在国务会议上所取得的无足轻重的战术胜利看成了能取得决定性战略胜利的一大进展，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害怕承认，他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贪婪地捕捉着叶利钦的每一句令人鼓舞的话语。直到11月，叶利钦始终积极地参与讨论关于未来联盟的组成问题，每次例会他都会提出对条约文本的修改意见，有一次他竟然说服了那些对未来联盟新名称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这些人曾嘲笑‘主权国家联盟’（俄语的名称缩写为‘ССГ’）这个名称发音不好听，但叶利钦却说：‘没关系，人们会习惯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 2001，第402页。 1991年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似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胜利：大会同意在主权国家联盟内建立统一的军队。叶利钦也在会上指出，俄罗斯支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谋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当谈到关于外交部的问题时，叶利钦也表示俄罗斯“不急于”在国外建立自己的使馆。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或许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做了让步，或许是迫于压力，七国首脑定于在年底正式签署关于建立统一联盟国家的协定，这七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会议期间，几十名来自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在大厅里等候结果，然而与他们见面并发布消息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叶利钦。叶利钦说：“现在还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将加入这个联盟，但我坚信，这个联盟一定会成立的！”纳扎尔巴耶夫也发表讲话支持叶利钦，他说：“哈萨克斯坦一贯主张保留联盟，但不是过去的那种联盟，而是现在存在的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对这个初步达成的协议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主权国家联盟将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军队，以及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统将由加入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公民选举产生。” 戈尔巴乔夫急于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宣布11月25日举行新一轮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他希望上述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在会上草签这份新联盟条约的文本。戈尔巴乔夫甚至在会前就向记者宣布了有关内容。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叶利钦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的联盟条约的草案令其无法接受，因此他现在还不能签署这一条约。舒什克维奇和卡里莫夫表示支持叶利钦，而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则根本没有前往新奥加廖沃参加此次会议。怒气冲冲的戈尔巴乔夫愤然离开会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场政治闹剧已不可避免，尽管谁都不希望看到它发生，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被指派前来劝说并安抚戈尔巴乔夫。“您瞧，我们是被派来讨好您——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可汗。”叶利钦走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说道。“算了吧，算了吧，我的鲍里斯沙皇鲍里斯是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回敬道。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把条约草案提交给各国议会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聚集在新奥加廖沃的记者们。联盟条约的最后文本刊登在1991年11月27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当时俄罗斯和西方观察家的评论都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都分别向媒体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是不可想象和毫无意义的。叶利钦说道：“应该想方设法说服乌克兰签署联盟条约。”其实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考虑其他出路”，《新时代》1993年第24期，第48页。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太在意这句话罢了。 4.4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正当戈尔巴乔夫忙于寻求联盟条约的折中方案，叶利钦组建新一届的俄联邦政府之时，在俄罗斯媒体和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却开始掀起了一场更加强大的###运动。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活动就被停止了。尽管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纸仍在发行，其中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公开性》，但这些报纸对新的权力机关都表现得极为循规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机关和所有党组织机构的决定，他说此举是“考虑到现实情况”。大约17万各级党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就业方面的帮助。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他们必须获得一些必要的材料。为此，建立了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清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广场分配到了几处办公地点，并将在1991年11月10日之前结束相关工作。早在8月25日，叶利钦已下令将苏共的所有建筑物和资财划归俄联邦国有财产，但是这个命令从法律角度来说还存在漏洞，因为苏共只是被暂时停止了活动，而并未被完全取缔。最终解决苏共的财产问题，还需要通过各级法院的审理来决定。此外，苏共的资产总额非常巨大，根据俄联邦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截至1991年8月1日，苏共的财产包括4228栋行政办公大楼、180多个社会政治活动中心、16所社会政治研究院、41所学校、134座宾馆、145个汽车场、840座汽车库、23座疗养院和休养所，还有几千栋郊外的别墅，而苏共在国内各大银行的账户上还有50多亿卢布和大约15亿美元的存款。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证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这其中还不包括苏共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因为在苏共所属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和设施被查封之后，这些医院和诊所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正是苏共的财产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运动浪潮。一些报纸撰文指出，苏共除了这些已知的资金外，还存在庞大的非法财政机构网络和所谓的“小金库”，这其中藏匿着多达几百亿的卢布、巨额外汇、大量黄金和钻石等，所有这些财产都事先被隐藏在苏联境内或是国外。 跳出来公然反对苏共的作家都是些无名之辈。莫斯科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就曾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应该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对共产党员斩草除根。他认为，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具有###思想。年青一代的###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曾歇斯底里地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热爱这样的当权者，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成千上万的人把共产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比希特勒还坏的奴役者。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者是拉脱维亚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苏维埃垃圾！”1991年9月4日《文学报》。 许多学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积极的苏###员，这其中包括“眼部显微外科”综合科研中心的创立者，也是该中心主任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他是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曾是苏联人民代表。《莫斯科新闻》1991年9月29日第39期，第3页。他认为：“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星火》1991年第37期，第4页。这位苏联最著名的眼科学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承认，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许多苏###员也公然宣布与苏共决裂，当时曾出现了公开烧毁党证的严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国收藏家曾收购这些党证，其价格从一开始的每张100美元跌到后来的10美元。 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没有得逞。最后，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最后人们决定以举行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取代法庭审判，听证会的目的在《告俄联邦总统书》中已有明确表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苏共和俄共在俄境内组织强制修改俄宪法、挑起社会和民族纠纷的活动”1991年10月26日《俄罗斯报》。。 议会听证会于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主持。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做发言的是俄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然后是俄司法部长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接下来安德烈·科济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卡里亚金、尼古拉·特拉夫金、格列布·亚库宁也相继发言控诉苏共的罪行，这些人中除了亚库宁以外，其他人不久前还都是积极的苏###员。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他被允许在会上发言，但总共只给10分钟的时间。许多与会者打算延长听证会的时间。《消息报》曾写道：“显然，在俄议会举行的听证会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因为谁都没有举行类似会议的经验，所以阿法纳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诺马廖夫强调应研究法律依据和清晰界定听证会最终目标的必要性。”1991年10月24日《消息报》。 然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让听证会进行得漫长而烦琐，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俄联邦总统没有拖延，他于11月6日，即“十月革命”胜利74周年前夕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该命令中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私人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一、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二、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三、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财产。”1991年11月9日《俄罗斯报》。 这个命令实质上是对此前所有行动的总结和确认，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法院的审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举那些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了，他们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书记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俄共中央和俄###员虽然认为此前公布的关于暂停本党活动和没收其财产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们还是执行了命令中的要求，并未采取激化危机的行动，更没有为新的反人民的叛乱创造条件……几千万人的命运都与苏共息息相关，他们都是正直的劳动者、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认为，蓄意消灭苏共是对民主思想的沉重打击，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该命令的出台不仅使刚刚在国内出现的真正民主思想的产生进程受到威胁，而且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到威胁。”1991年11月10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1月22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学家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苏联和俄联邦的宪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评论了叶利钦所签署的命令，这些法学家指出这个命令中有多处法律漏洞，并声称该命令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产党报纸在8月末经过短期停刊后，于1991年秋又恢复了发行。但是原来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党报要么就停办了，要么就是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些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共产党员》曾是苏共主要的理论性杂志，后改名为《自由思想》，变成了很受欢迎的杂志；《党的生活》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变成了《消息报》，并且成为俄罗斯最积极###、反苏维埃的刊物之一。许多常见的共青团刊物大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名字。《莫斯科真理报》、《公社》、《新星》，还有《工人道路报》、《旗帜报》等刊物虽然没有更名，但成为宣传###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在此，我不想再评论这些出版物的名称或是内容上的改变，因为它们改变的动机各不相同。1990年底，乌克兰决定发行一份党的杂志《阵地》，其宗旨是不仅要与###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而且计划制定一条新的、非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该杂志主编曾请求我书面回答他提出的28个问题，我只举出其中的前三个问题，就可见其本质：1、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书作者的名字及父称。——译者注，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危机。治病首先要确定其病因，寻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试图证明“十月革命”是产生危机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罪魁祸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苏联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 2、您在自己的书中曾写过许多关于列宁和他在苏联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过去列宁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木版画上，并被称为“善良的列宁爷爷”，而现在却走了另一个极端，目前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极力将其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写本新书，客观地反映列宁的一生？ 不久前您还被认为是###者，而现在您却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过去曾经反对过您的人现在却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阵营中。您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吗？ 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次书面采访，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将材料寄给了编辑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并不是载有我文章的杂志，而是主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好，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哈尔科夫向您表示问候，并通知您一个悲惨的消息——我们的杂志《阵地》今后将不复存在了。与其他许多出版物一样，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牺牲品。杂志社的财产被没收，尽管我们一再解释说杂志及其员工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企图，但于事无补，现在剩下的只有杂志曾经的读者对《阵地》留下的美好记忆了……最后还要告诉您，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杂志的建议，这样才使杂志社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新杂志称为《股票业》，就像您理解的那样，它与《阵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宣传在1992～1993年期间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激情被事实所取代，尽管其中许多事例都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没收苏共财产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最为机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苏共的反对派手中。结果这些档案和资料开始陆续曝光，使得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于天下，这其中包括“红色”恐怖行动，它被认为是针对“白色”恐怖暴行采取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许多不正确的迫害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消灭那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反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过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和###者的刊物中曾有过对这些事件的描写，但苏联的报刊和历史学家都对此予以否认，声称这是那些反苏维埃言论的“推测”和“诬蔑”，而现在这些文件证明了这是事实。如果苏维埃政权早期所有的坏事都是以国内战争为背景而描述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内战争产生及其久拖不决的原因。这种状况不仅彻底改变了###宣传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其宣传的方式，我对此不再做深入的评论。后来，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这个党就是“劳动人民社会党”，1991年10月召开了该党的成立大会。我们党在1992～1993年间的工作卓有成效，还参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并帮助该党举行了重建大会。但是，我们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伙伴了。 4 .5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终结 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 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人，有大约400 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①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工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②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③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唯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④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愤愤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 ⑤ 维斯库利景区 别洛韦日密林 1991年12月7～8日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 ⑥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的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⑦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⑧ 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之外，还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叶戈尔·盖达尔、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及叶利钦的助手维克托·伊柳申。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派了记者到会，但人数不多，关于会谈细节他们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们又没有与自己的编辑部的联系方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护卫不多，但叶利钦却随身带了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领导的二十多名警卫。会谈是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狩猎大厅中举行，大厅旁边坐落着休息室、桑拿室、狩猎小屋和服务区，与会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过猎。在12月7日下午的会谈中，三方领导人就所有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而最终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组连夜起草。法学家沙赫赖对文本字斟句酌，而盖达尔则负责抄写，因为他的字写得最漂亮。三国的总统和总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桑拿室度过的，就像舒什克维奇回忆的那样："我们六人将任务布置给工作小组后，便来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们六人，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的几名警卫，但谈话是在我们六人之间进行的。虽然第二天早晨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似乎除了布尔布利斯之外，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庄严的神情……"⑨当领导人们在桑拿室蒸浴的时候，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务。据后来谢尔盖·沙赫赖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了，科济列夫打算将写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员房间的门下，但他放错了房间。于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找文件，然后再打印出来，乌克兰代表团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条约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大厅，由领导人们进行修改，返回来再重新打印，然后制作副本，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工作，新条约终于在一天之内诞生了。"⑩条约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的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想出来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联合体）这个概念，因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Союз"（联盟）这个词。条约文本共两页，序文中写道："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于1922年签署了联盟条约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以下称为'最高缔约方'，在此我们郑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简称'独联体'）。"第二条中写道："从该条约签订之日起，在签署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前苏联的一切准则。"条约的第十四条还规定："明斯克市是独联体协调机构的常设地，前苏联机构的所有活动在独联体成员国境内一律被禁止。"条约签署人为：白俄罗斯代表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奇、俄罗斯代表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乌克兰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⑾ 在离开维斯库利之前，与会者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然后才通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顺序并不是在事前计划好的，因为当时舒什克维奇通过专线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拨了很久都没有接通，而科济列夫则通过普通国际长途电话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刚开始没有马上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条约之外，三国领导人还就较具体的问题签署了两项声明，他们还达成了一些口头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甚至比讨论独联体国防纲要的时间还要长。 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不停地与自己的助手和顾问通电话，然后他吩咐将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最后只有叶利钦于中午12点在忠实的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整个克里姆林宫及其各个入口都已由俄联邦总统警卫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楼的入口一直仍由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护卫把守着。纳扎尔巴耶夫在叶利钦之前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戈尔巴乔夫。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戈尔巴乔夫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独联体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声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苏联的灭亡是不可容忍的，苏联的命运不应由这三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决定，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宪法途径并依照各族人民的意愿，由所有主权国家来决定。条约中宣布禁止执行苏联的法律准则是不合法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⑿ 俄罗斯领导人中只有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反对别洛韦日协议，他是12月9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茨科伊于9日上午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称签署条约是对国家的犯罪行为，并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鲁茨科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听了我的话，戈尔巴乔夫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会儿，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发火，并对我说，一切没有像我想象得那么可怕，事态还是可以扭转的。"⒀然而，鲁茨科伊还是准备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个人声明，并开始与叶利钦彻底决裂。在朋友们的劝阻下，鲁茨科伊没有将这份声明在媒体上全文发表，只在报纸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数语，例如别洛韦日协议"不可容忍的仓促性"，"苏联的解体将导致俄罗斯的解体"等。鲁茨科伊当时是俄罗斯副总统，如果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有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法国《巴黎竞赛》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2月中旬采访鲁茨科伊时问到过这个问题，鲁茨科伊表现得十分惊讶："愿上帝保佑总统别发生什么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个坦率而高尚的人。当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的时候，我曾向他发过誓，永远追随他，我不会食言。至于谈到让我领导反对派的问题，只要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有可能。我才44岁，上帝保佑，我还有时间领导这个国家，目前我只能与叶利钦战斗在一起，以积累更多的经验。"⒁ 12月10日和1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几个谴责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并在11日晚上接受了《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的专访，这次采访涉及内容广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显得含糊不清。采访的题目包括：在目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应采取哪些措施？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新的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担任"独联体名誉总统"？戈尔巴乔夫近期将进行哪些具体活动？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到了举行苏联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谈到了全民公决问题，也谈到了他准备为独联体的某些制度服务，而不想成为"退职将军"。 ⒂下面摘引其中的几句："我和叶利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发现我所做的事情与我的信念相矛盾，那么我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如果事情的进程超出原来的联盟条约的范围，那么我不可能在其他体制中承担政治责任，我只在现实的体制中负责。我们面临着我们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选择'烟囱上摘云彩'的模式，那么我是不会爬这些烟囱，让其他人去爬好了"。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还是在苏联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消息竟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国观察家的预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许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不会有人再对苏联政权抱有希望，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倒台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位反对派领袖瓦西里·利皮茨基所写的："苏联解体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国被出其不意地据为己有了，在俄罗斯的反对派内却出现了分歧和动摇。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超级大国的灭亡）竟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就使那些策划者们觊觎着今后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而下一次的分歧点就是盖达尔的经济改革。"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共有367名代表参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不太受欢迎，他的讲话甚至没有赢得掌声，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10人投了反对票，7人弃权，另有62名代表没有参加这次的记名投票。同一天，别洛韦日协议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2人弃权，另有27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2月12日开会讨论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就在白俄罗斯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晤上作了简短的报告，他的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大会辩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还有共产党议员团，但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发言，而谢尔盖·巴布林则代表俄罗斯全民协会发言反对批准该条约。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俄联邦只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宪法文件。巴布林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现在是1991年，不应将1922年的联盟条约当成现行文件援引，目前国家实行的是1977年宪法，而明斯克条约是对宪法的肆意践踏，甚至是全盘否定。巴布林最后说："'俄罗斯全民协会'和'俄罗斯议员团'欢迎将无能的中央政权从政治舞台上赶走，我们始终赞成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制国家，其基础应该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坚实联盟。"别洛韦日协议最终还是在俄联邦获得通过，188名代表投票赞成，7 人弃权，62名代表没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是巴布林、伊萨科夫、康斯坦丁诺夫、雷索夫、波洛兹科夫和巴甫洛夫。 当别洛韦日协议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后获得批准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后矛盾的立场："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我们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我早预料到会这样"，"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等等。戈尔巴乔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通电话，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的命令、对苏联国务院决议的补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下令为1991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颁发苏联国家奖。获奖人数众多，其中有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和布拉特·奥库贾瓦。然而由谁来出面，又如何授予这些奖项呢？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下达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调动命令，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已任外交部长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已不能与潘金共事，叶利钦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又下令对军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调动，他还确定了苏联军人的入伍誓词。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员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仅在12月21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签署了28项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奖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其实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通电话时，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天他将宣布自己辞职的声明。 独联体 第二次诞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第一次诞生是在维斯库利的别洛韦日密林中。几天之后，即12月11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该组织，摩尔多瓦于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2日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独联体平等的成员国。随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宣布加入独联体。如此一来，关于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应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国的名义，而是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人们就此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发给了在阿拉木图参加谈论条约内容的人。他在建议中提到，应该确定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过渡时期，在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独立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否则就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建议中还列举出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各共和国"分割"的机构，为了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应保留一些领导机构或者是协调机关。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苏联军队的命运及其战略组成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想法无可指责，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提出，在这些跨国间的机构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余热。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记者会上说，戈尔巴乔夫自我感觉很好，他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并就"过渡期"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转变进程应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公开地进行。"格拉乔夫指出："我没有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他是一个注重过程而不是具体职位的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谈论属于他的时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辞职问题。" 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加大力度继续捣毁苏联残余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解体的决议，至少也应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作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我们的权力能被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经常聚集在最高苏维埃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和座谈。然而根据叶利钦的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俄罗斯的代表，这就剥夺了我们参加总结会议的机会。 12月19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第二天，苏联国家银行被撤销，改称俄罗斯银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叶利钦就已通知戈尔巴乔夫，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和总统本人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戈尔巴乔夫应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通牒。叶利钦后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时写道："我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和战略性。克里姆林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最重要的国家设施，这里配备了国家的国防体系和指挥行动系统，从全世界各地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汇集到这里，这里装有最精密的安全体系。克里姆林宫是国家的象征。毫不客气地说，从克里姆林宫驱逐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国家政策稳定性、长期性和坚固性的象征。在我进入克里姆林宫前一周就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总统办公厅，而且所给的准备期限十分宽裕。" 戈尔巴乔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的一位亲信建议他可以离开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总统，苏联总统同样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没有任何实权罢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一直在等待来自阿拉木图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进行紧急磋商，只有格鲁吉亚总统没有到会，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被反对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包围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厦的总统办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塔吉克斯坦总统纳比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后签字。此外，11国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其他几项决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戈尔巴乔夫的专项决定。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制已经结束，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决定中还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20名警卫和两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戈尔巴乔夫下台 阿拉木图决议是在12月21下午报告给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开始准备辞职声明，但他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单独和叶利钦商讨，因此戈尔巴乔夫等着叶利钦从哈萨克斯坦的归来。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持续了10个小时。许多问题都有了最终的答案，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安排，前总统的个人安排和养老金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办公人员的安排问题等。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命令，随后他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前苏联的几家电视台和世界上153个国家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辞职声明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并没有包含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心，他表示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使命，但又称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后说道："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电视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回答了记者们的几个问题，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将核密码移交给叶利钦。然而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却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最后讲话的内容而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的建议，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沙波什尼科夫指挥，这两人时时刻刻都跟随在国家元首身边，是专门保护"核密码箱"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告别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中进行的，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参加。在这最后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 在戈尔巴乔夫做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苏联国旗被降了下来，升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戈尔巴乔夫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别墅，而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12月25日晚，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叶利钦搬进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再次会集明斯克，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略性核导弹的问题。俄罗斯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独联体各国的领导人有意冷落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西方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却纷纷发来电报，并发表纪念戈尔巴乔夫的专题文章。"他复兴了苏联外交"，"他将国家从持续70年的停滞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他为德国的统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没有几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戈尔巴乔夫却做到了"，"我认为他是近百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将自由还给了东欧各国的伟人"，"他以和平方式将自由赋予了苏联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领导人，他将永载史册"，"他最终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些都是各国领导人来信中的只言片语，其中包括科尔、撒切尔夫人、梅杰、里根、梅内姆、密特朗、瓦尔德海姆等等。而中国的新华社则刊登了一篇谴责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的声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政治动乱、民族内讧和经济危机"。西方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的评论也极具批判性："戈尔巴乔夫是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家"，"他使许多企业对所谓的'改革'充满希望，然而却以破产告终"，"戈尔巴乔夫极不光彩地离开了"，"他不是称职的领导人，他断送了现有的国家制度，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这些只是援引西方广播和报纸上的一小部分评论。1991年12月，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其中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克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是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 西方和东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不仅因为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为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来为戈尔巴乔夫定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他做的一切该怎样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张原谅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诺维科夫就曾写道："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为此就应为他树碑立传。诚然，他输掉了改革，输掉了伟大帝国的帝王权杖，甚至输掉了整个帝国和人心，但是，他却赢得了另外一种对现代人来说难于理解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有其个人性格因素：随和宽容、优柔寡断和思想执著。失败还缘于客观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使这个帝国看起来就像是由生锈的钉子胡乱钉合在一起，这个帝国的任何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划时代意义并不在此。也可以说，他的失败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是他立场态度的表现。无论是人民，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敬。"这是颇为奇怪和错误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代价太过沉重，怎么能够就这样简单而轻易地逃避责任呢？还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配称为改革者，弗拉基米尔·帕斯图霍夫指出："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能被称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应为自己的活动设定明确的终极目标，而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这点，他的指导原则是'不能这样生活'，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动去争取，而是在逃避。"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奇·布朗对这种评价提出了异议，他写道："在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失败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有理由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结束'冷战'方面做出了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贡献，他促进了国家关于言论、出版、结社、宗教、移民等方面的自由进程，如今的俄罗斯是其漫长的历史中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功绩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摒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手段。"然而他也许不知道，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当时有谁利用了这个自由了吗？以法律和秩序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变成了贫穷落后、分崩离析、备受凌辱的国家，变成了抛弃自身传统的自由国家，这不是所谓的杰出贡献。 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活动的最真实的评价，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多年的顾问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窥见一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表示过，戈尔巴乔夫明白，像苏联这样的兵营式社会，需要有人"指挥"进行变革。"于是他便来指挥，最初的三年他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变社会，直到1987年他才开始怀疑这条路线。1987年夏天，他在克里木对我说：'阿纳托利，你知道吗……我将走得很远，很远，没有人知道我会走多远。'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启动的改革进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设想，他已无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会及知识分子力量，他没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只是强迫这个系统运转，而对系统本身他却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也希望推陈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这种'全新的状态'。曾有过朦胧的希望，但这只是过眼云烟。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伟人'的个人品质，但他却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历史角度来看，也许这更为重要。"沙赫纳扎罗夫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太急于求成，他甚至过分地急于着手改革，而这种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应当着手进行。苏联解体是世界性的悲剧，但它并不是民主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而是这个进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这个体系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压，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于是它便很容易地成为敌对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牺牲品。"①安德烈·格拉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发挥核反应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这个核反应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罗斯挑起的新一轮的混乱。当他不再积极地发挥燃料棒的作用时，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并不知道，历史想要什么，历史最终将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进行的改革带向何方。"应该补充一点，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知道历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的观点总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尔巴乔夫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呢？ ①《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 ②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99页。 ③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408页。 ④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报》。 ⑤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4页。 ⑥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43～153页。 ⑦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7～89页。 ⑧同注②，第87～89页。 ⑨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9页。 ⑩《独立报》，1996年12月10日。 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通报》1991年第51期，第1798页。 ⑿《俄罗斯报》，1991年12月10日。 ⒀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96页。 ⒁《国外》1992年第2期，第7～8页。 ⒂旧俄时富商家喜庆时请他们出席，以装门面。--译者注 4. 6苏联的解体及西方的反应 早在1989年末，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改革是不成功，只有少数人撰文认为奇迹可能发生。即使如此，这些人也只是认为，如果改革失败，苏联将重新回到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谁都没有预想到苏联会解体。正如皮特·德鲁克所写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是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来锻造统一的枷锁。这样的改革能取得成功吗？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革失败，俄罗斯势必将回到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制度之下。即使经济上的改革取得成功，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他的逻辑很简单：经济的提高和发展与地方分权是紧密相连的，这必将导致分离主义，而这是苏共在任何条件下都绝不能容忍的。①同样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还会统治几年，甚至几十年。他在书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瓦解和崩溃的各种可能性，甚至不排除苏联突然间土崩瓦解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② 到了1990年中期，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现实，从而引起了西方专家和学者的极大关注。亨利·基辛格在1990年时曾写道："西方不希望看到苏联的解体，确切地的说，是不希望看到它的扩张……苏联拥有几万枚核弹头和几十座核反应堆，它的解体不能不引起全人类的极大关注。这个问题十分可怕，而且与传统的主权观念相抵触，它不能不引起我们长期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即使不谈核问题，苏联的瓦解也会引起可怕的武力争端。就像电影的回放一样，我们将回到二百年前那个血腥的世界，最终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各国的军备竞争在苏联促生了扩张主义倾向。" 到了1991年，西方的所有的研究苏联共产主义的机构都已坚信，苏联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第一个获知签署别洛韦日条约的消息，当时是叶利钦打电话给他，安德烈·科济列夫做的翻译，所有的西方领导人后来也都知道了这一消息。这件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罗伯特·盖茨说："在俄罗斯或苏联这样强大的帝国内部发生如此猛烈而突发性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外交部和其他专门机构之间的磋商频繁不断，媒体连篇累犊地刊登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从独联体其他国家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言。最让西方各国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还不清楚，在苏联解体后谁将"掌控着核按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进人了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贝克带领一个由分析专家组成的代表团飞到莫斯科，实地了解事态发展的进程和性质。 苏联及其相关的管理体制的迅速瓦解产生了许多经济及政治问题，令西方分析家惊讶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问题都已迎刃而解，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得令人满意。各国首脑12月8日在维斯库利和21日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协议，这些首脑通过苏联国务会议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早就彼此很了解。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前苏联所有的国际义务，包括偿还外债，前苏联在国外的所有财产也都归俄联邦所有，其中包括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各国决定保留对战略军事力量和核武器的统一指挥和监督，然而实际上，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对所有核导弹和航天研究系统的实际监控权都落到了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后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表示要消灭核武器，并销毁与核武器相关的基础设施。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苏联军队逐渐撤离出来，因为这些国家拒不参加独联体，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国家军队。但是驻守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前苏联军队大都留在原地，这里80％以上的军官，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对新国家进行了宣誓。同时，还有许多乌克兰籍、白俄罗斯籍和哈萨克斯坦籍的军官留在了俄罗斯任职。然而同样的问题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就显得比较棘手，所幸没有发生军事冲突。随着苏联中央集权的消失，许多民族争端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显现出来，主要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中卡拉巴赫冲突最终演变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流血战争。北高加索发生的事件表明，围绕苏联解体产生的担心和优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所幸的是对事件发展最可怕的预想并没有发生。在此方面，苏联避免了类似南联盟的厄运。这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美好意愿，更取决于前苏联各民族多年来的友好关系。许多民族问题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苏联的解体产生了许多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着一个愿望，那就是用政治和外交，而不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苏联式的"或者称为"俄罗斯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前苏联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历史的现实。关于"世代联系"、"民族友谊"、"文化和历史的同一性"，以及俄语是"民族间交流的语言"等等这些评论，并不是空洞而华丽的辞藻，也不是苏维埃宣传的神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当然也有例外：在车臣和外高加索，在摩尔多瓦和在奥塞梯--印古什边界确实存在着武装冲突。1991年成立的独联体至今依然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最近10一12年期间，俄罗斯人民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忍让。实际上，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矛盾并非像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尖锐和危险，但是反过来，如果引起苏联崩溃的这种离心力不强的话，那么为什么苏联最终会走向解体呢？这个问题还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①德鲁克：《新现实》纽约，1989年第33页。 ②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纽约，1989俄文版第229页。 第五章 苏联解体的原因 5. 1 几点初步看法 5. 2 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5. 3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5. 4 冷战和西方施压 5. 5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5. 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5. 7 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5. 8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5. 9几点补充看法 5. 1 几点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帝国，建立了新的、维持了40多年国际关系体系。殖民帝国主义的瓦解之后，在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有几十个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就是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相比，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20世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四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过去一百年的世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它首先在苏联和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然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二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部分，或者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武装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所谓精英。三是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阶层提出来的。最后就是民族解放主义思想，它为"第三世界"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纪末，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有所抬头。此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出现了日益增强的趋势。 在许多科技成果和发明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发展，航天技术和火箭的发展，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建立等。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和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医疗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多数的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控制的，但是人们正在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对和克服21世纪我们即将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 在人类历史中，强大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最近三千年中，有几十个伟大的帝国建立之后又瓦解，一些帝国可以持续几百年，而另一些帝国只存在几十年。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日耳曼、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不列颠帝国、其他欧洲殖民帝国，以及日本也相继衰败，许多多民族国家也先后解体：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表面上来看，苏联解体似乎也应属于这一行列，但是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还是其解体原因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也引发许多问题、怀疑和争论。 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苏联虽然遇到了困难，还不是注定要虚脱，国家当时还没有处在严重危机之中。苏联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国家，或者它可以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苏联容易被周围发生的负面事件所影响，苏联充满了生命力，但同时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运女神的人质，命运女神已离它而去。一个身体素质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没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许是遇到了医术不高的庸医，然后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经检验的药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来解释。"①这种解释显然过于肤浅和表面化，只会令他本人感到满意。 研究苏联解体的性质和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苏共消亡的原因，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共产党是苏联的惟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家很愿意将苏联和苏共的瓦解说成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形态的覆灭，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包括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认知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走过了相当漫长而复杂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国家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国家不可能不关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民的生活，关心所有选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问题。正是这种社会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今天我们认识到，先是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他们将年轻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是它致命的顽症，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尽管我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其他许多因素刺激并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或者为苏联解体提供了具体的条件。下面就是这些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分析和研究。 ①拉什：《幸运和命运》；《国家利益》，1994年，第40页；《在十宇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98页。 5. 2 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被认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导的民族，而俄语则是民族之间交往的语言。苏联曾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一共是53个按照民族区域原则来划分的行政主体。各民族的权利和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经常发生各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冲突。苏联解体后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的，而且有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之间裂痕日益明显的情况发生。因此，许多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将民族因素放在解体原因的首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知识分子，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民族官僚"。苏共的正统思想，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因此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取消了从事民族问题的部门和设置，苏联科学院也只保留了一个苏联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苏共反对派则认为，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国时期尖锐激烈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如此一来很快就发现，只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西部的知识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数普通群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愿望和独立意识。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也并没有产生通过激进手段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愿望和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存在着强烈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敌视是由于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的矛盾，摩尔达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紧张局势也只是国内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国共和国和各民族行政主体都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前几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最激进的民族团体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无外乎是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扩大经济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形成了对于小的要求国家给予小的让步这样的战术。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办法和程序的专门法令，该法令规定国家独立必须经过全民公决，必须有2/3的法定多数公民投票赞成，这样五年之后才可以与苏联"文明离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还要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在制定和研究该法令的时候，我们确信，最先使用这个法令的只会是波罗的海国家，然而1990年末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改革的失败改变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多数人民的心理。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甚至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分立主义，先后出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等共和国的独立计划，还出现了鞑靼、车臣、图瓦、卡尔梅克的独立运动，其中多数地方区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因为这些要求完全独立于中央，地方并不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因此我们看到，并不像一些"改革设计者"所认为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随着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乌克兰的独立不仅是乌克兰族人，还包括多数俄罗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给予的要比从大锅饭中得到的多，他们认为，在获得自主分配本国财富的可能后，独立的国家将生活得越来越好。诚然，苏联的所有公民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满足帝国野心和军备竞赛不得不纳贡，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毁灭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的纳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里，从前苏联诞生的各个独立国家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军队、特工机关、海关、外交和其他许多机构与部门的必要性，许多人开始渐渐意识到，普通老百姓还是生活在独立前的苏联会比较舒适和安全。苏联解体之后，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哪个国家生活变得更好了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之后，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呢？许多独联体成员国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本国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发展，他们的文化不但没有发展，相反却退化了。在各国中最有影响、最具规模的民族阵线运动，比如格鲁吉亚的"人民阵线"、"鲁赫"、"圆桌"，以及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挤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壮大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是俄罗斯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一部分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其利用和同化，并且变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苏联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比1917 ~ 1918年间要弱小得多。这种民族主义本身不可能摧毁苏联这样的国家，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5. 3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在1989年初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发言指出："自二战以来，我国强大而牢固的根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动摇与威胁。我们俄罗斯族人一贯尊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兄弟们，那些指责俄罗斯族人具有沙文主义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说法，纯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谣言。可以说，他们玩弄的手段相当巧妙，仇俄思想不仅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蔓延，而且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虽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却遍及全国，他们将反苏和反俄的口号混为一谈。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表现得很活跃，他们企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以便使他们能够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对此我无权提出异议，你们当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俄罗斯族人一贯乐于助人，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落后和贫穷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这样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也可以帮助俄罗斯解决许多现有的和今后出现的问题。"①当时俄罗斯的代表们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拉斯普京的这番讲话，但是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说法。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开的俄联邦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关于俄罗斯独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后，俄联邦不仅脱离了苏联，而且竟然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宣布，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是一个新生和突发的事物，而正是这种运动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苏联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围绕着俄罗斯联邦进行的，都是以它为基础，以它为实际的宗主国。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它不像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分立主义那样依靠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在1989~1991年间，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力的民族阵线，而在一些城市中产生的所谓的"人民阵线"并不是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如"纪念协会"、"俄罗斯全民协会"、"俄罗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罗斯道路"等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都不具备政治影响力，也从未提出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口号。强大的民族阵线通常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压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区。俄罗斯帝国时期，有谁压迫过俄罗斯族人和限制俄罗斯文化呢？俄罗斯农民也只是受到俄罗斯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苏联时期也曾与"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勒靶人相比，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被伤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还有一个情况让人感到惊讶和费解，这就是俄联邦的共产党员对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竟然要求建立脱离苏共而成立独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开的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俄共议员团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议员团，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过俄罗斯独立宣言时，竟然没有任何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参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对票，9人投了弃权票，还有11人没有投票。这种意见一致的情况在俄联邦代表大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叶利钦在内，当时都是苏共党员。1991年12月，俄共议员团的代表人数已锐减到50~60人，他们对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草签别洛韦日协议的决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经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时并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族的"民族精英"。过去，俄联邦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长会议，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纯粹的俄罗斯的军事机构，更没有俄罗斯的克格勃，为数不多的俄联邦权力机构只是整个苏联权力机构的一个从属部分，其中只有俄联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叶利钦被选举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俄罗斯才开始加紧建立自己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当时被邀请进各部委和其他权力机构的并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也不是大企业的领导人和民族领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员、实验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顺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些人后来被封了许多很不雅的绰号，例如"穿短裤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货币主义的杂种"等等。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尽管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发现过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某些表现，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提出过将俄罗斯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分离出去的想法！过去也没有人要求在俄联邦建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就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俄联邦是苏联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国则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边疆区"。在此情况下，分享权力的必要性便产生于中央与各"边疆区"共和国之间，而不是中央与俄联邦之间。反之，如果俄罗斯的权力机构变得强大而又有威信，那么就会使相应的苏联机构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时国内只有苏联科学院，而不存在俄联邦科学院。相反，由于存在着强大而有权威的俄联邦教育部，倒是于70年代成立的苏联教育部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官僚机构。 俄罗斯帝国不同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葡萄牙帝国，它没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将与俄罗斯接壤的领土吞并进来，并使其同化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是苏维埃政权和苏共都不能改变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现实。因此，如果不是从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从自身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说，俄联邦始终占据着宗主国的地位，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俄语也同样保持着主导地位。1922年12月苏联建国初期，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建立在俄罗斯各个机构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一些补充机构。俄国共产党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改名为苏联共产党。1922年，在列宁的批评压力之下，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轻易地放弃了"自治化"的构想，其实那只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本质上的。当时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组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政治中心，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权的机构得以保留下来。 为什么势力弱、根基浅的俄罗斯分立主义会对苏联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这如同一个或者两个人在不停地锯艾菲尔铁塔的支柱，只要没有人制止他们，他们最终肯定会毁掉这个庞然大物。 那么有没有人能够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书记处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苏共领导人花了很大力气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产党，但他们不知为何竟然对俄共的成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令人费解的是，1990年春进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时候，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区的党委表现得十分消极。没有任何一名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参加这次选举，结果许多一年前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落选的人，现在竟然在俄联邦选举中轻易地获胜。选举结束后，苏共中央对俄联邦代表没有做任何工作。叶利钦当时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时经过了三轮投票，最后也只领先了三票。当时我本人在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大厅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次选举过程，要改变形势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当时只有民主派表现得很积极，他们组成了以布尔布利斯为首的选举委员会，此人在1990~1991年间成为了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幕后领袖和思想策动者。加拿大记者马克，罗伊斯是布尔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传记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局外人》这本书中写道，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相互找到了对方"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注定要灭亡。罗伊斯在书中指出："这场伟大的、不流血的消灭帝国运动对于那些极端的爱国者来说并不是件高兴的事，他们对暗中实施这场运动的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谁还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话，那么我来可以公开这个秘密，这个人就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①这么说当然有些夸张，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布尔布利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副博士和讲授科学共产主义的教师，是他提出了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这样的说法，并最终写人了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①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结--速记记录。莫斯科，1989年，第2卷，第458~459页。 5. 4 冷战和西方施压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坚信，正是冷战和西方对苏联的施压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承受不了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支出，苏联遭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这份"功劳"首先归功于美国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当时里根坚决地抛弃了缓和政策，他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视为自已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演讲时就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后几页直到今天还继续书写着。这种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它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未来的几年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几年，也是自由事业和文明传播的几年。西方不是遏制共产主义，西方要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想对此进行批判来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删掉，这一章现在已经写到了结尾。"正是里根拒绝了冻结核武器计划，这个计划简直是"给苏联送礼"，他极力支持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目标直指"邪恶帝国的侵略野心。"10年后，有人问里根："您在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赢得了冷战的胜利。"里根在任时的副总统、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1992年的讲话中也强调说："我们不同意要求冻结核军备竞赛的建议，里根总统对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说'不'，和平只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与美国不可超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抗衡，其结果显然没有给苏联带来光明的前景，苏联领导人除了抛弃共产主义和接受苏联的解体之外己经别无选择。"而极少数的里根和布什的反对派试图辩驳，指出这种论断太过简单化。 许多俄罗斯学者同样认为，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们认为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施压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秘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的积极活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曾写道："我们不应为我们在冷战中的失败而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惊讶的是我们国家竟然坚持了70年。西方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优势是巨大的，我国只有2 . 6亿人口，而西方却拥有10亿人口，一体化已经在西方产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过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从心理上发生了崩溃。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亲西方'第五纵队'．西方成功地在我国造成这样的氛围，即广大人民群众情愿背叛自己的祖国。"对于摧毁苏联的这支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原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这样评价："在改革时期，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疯狂的破坏活动接踵而来，这场规模大、耗资高的颠覆国家的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毫不怀疑，这场运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成为了西方破坏势力手中的傀儡。从上述这些运动的规模和连续性可以肯定，这些运动策划得很专业性、很配套，我们国内任何一个'智囊机构'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和高深的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一只经过专业训练和极富经验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电视上、媒体上和各种集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政治家'，其中包括叶连娜·博奈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等，他们号召对'腐烂帝国'进行'文明的摧毁'。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心机构制定的'肢解苏联'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和步骤。"①另一位原克格勃将军尤里·德罗兹多夫对此观点补充说："如果当时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能够认真对待掌握情报，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可能存在到今天，并维持二战后的原状。"②俄罗斯报刊中曾出现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不仅是这些"改革的设计者"，而且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特工在内，他们都只是某种"世界的幕后力量"的执行者而已，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现在他们才将"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曾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弗罗亚诺夫指出："只要冠以苏联之名的俄罗斯帝国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么战胜苏联，要么承认自己计划的破产，这个计划于20世纪下半叶已进入了加紧实施阶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决定消灭苏联，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为其提供了契机。这场改革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别的，正是通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将一切陈旧的变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二场将世界国际化的运动正在进行，20世纪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个进程的表现。" 毫无疑问，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称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制定了更周密的计划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都无法摧毁其近邻古巴的卡斯特罗制度呢？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为老树死亡的主要原因吗？ 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始于"十月革命"时期，30年代中期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双方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积极努力。但是那时候西方的压力不但没有摧毁苏维埃国家，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巩固和团结。在几十年中，"赶上并超过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则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许多人认为，在50~60年代，在这场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竞争中，苏联占了上风。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苏联，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苏联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改革为时已晚，而且优柔寡断的改革者又将改革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与西方实施的阴谋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错误地认为，80年代西方和美国对苏联的压制变本加厉，其实则不然，在1987~1988年间，由于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压力反而变弱了。彻底改变思维观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8年6月末，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学者之家有幸见到了这位总统，当时他只说到了合作，而没有提到"邪恶帝国"。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压制不存在了，只是它变得更加微弱和松散。"铁幕"的崩溃不是由于西方的打击，而是来自东方的震动。实际上80年代末西方并没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付苏联，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苏联内部出现了新的不能战胜的困难，戈尔巴乔夫改变局势的机会已经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罗斯军事上的失败加速了日渐衰落的沙皇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灭亡，但在1941~1942年，俄罗斯遭受的更加严重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斯大林政权，反而使其得以巩固，战争胜利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政权才开始走下坡路，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能看清当时复杂的局势，错过了时机。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 ①《对话》，1998年6期，第75~78页。 ②《莫斯科新闻时间》1999年10月25日。 5. 5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苏联的危机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同样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每个国家产生危机的动因和原因有很多，但在许多方面这些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匈牙利共产党是在亚诺什·卡达尔去世后解体的，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未经过任何调查和审判的情况下便被枪毙了，78岁的沃伊采赫·亚鲁泽尔斯基至今仍然生活在波兰，并受到许多波兰人的尊重和爱戴，埃里希·昂纳克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而托多尔·日夫科夫则被软禁在家中。 有这样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才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其中波兰和民主德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的废除和经互会的解散，这一切将苏联逼到了绝境。华约集团中的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是与西方的压力，更具体地说是与美国总统里根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正如卡尔·伯恩斯坦在《时代》杂志中所写道的："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进行了会谈，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谈话持续了50分钟……会谈的主要内容便是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问题。最后里根和罗马教皇达成了采取秘密行动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里根的一名顾问将该协议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协议。"①里根和罗马教皇之间很可能达成过这样的协议。毋庸置疑，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接管了波兰执政，经互会和华约的废除，这些都给苏联制造了很多困难。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则是反比关系：正是由于苏联国内危机的加剧、对东欧国家统治的削弱，才使得这些国家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 亨利·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景时曾指出，苏联的"国外帝国"在80年代初期给苏联制造的困难要比给其带来的好处多得多。基辛格在1982年秋时曾写道："苏联的国际政策在某个方面并不很成功，目前苏联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被充满敌意的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包围的国度，人们这样说并非是戏言，这些附庸国不但没有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②戈尔巴乔夫曾力图减轻苏联在国外的义务：包括对非洲、古巴、中东、东欧和阿富汗的援助，借此希望挽救苏联国内的经济。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得如此之快，这已不取决于里根或者是保罗二世了。 ①《苏维埃俄罗斯》，1992年8月1日。 ②《新闻周刊）, 1982年48期。 5. 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苏联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是沿着"改革"和"新思维"路线前进的这艘巨轮的船长。大海波涛汹涌，巨轮的四周险象环生，而船长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员也操作有误，加上这艘巨轮本身就不坚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经受不住如此大的负荷。最终，船长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统，这艘巨轮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搁浅了。这就是对1985~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然而，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则用更简练的语言评论当时苏联发生的一切，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泽曾写道："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东欧地区推翻了苏维埃帝国，他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并吞噬了人类大量财富的冷战。"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霍尔姆斯同样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希望如此。"美国作家霍华德则表达得最为精练："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其在对外政策中的新思想应放在首位：他拒绝在第三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的援助，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主导世界政治和历史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在对待东欧国家问题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学说"，他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将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论点。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内政策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主张停止阻碍了改革进行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不仅歌颂戈尔巴乔夫在推翻极权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而且他们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毁灭了国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体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写道："人类历史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发生之前，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思想潮流、群众运动、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势力强大的政治党派。比如，概括地说：基督教的产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宗教改革运动促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的出现则产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而是他一个人动摇了苏联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他自行决定这么做，并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完全不顾及其面临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这个庞然大物挣脱了束缚后，慢慢向前移动，一步步地摧毁着看似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谩骂，人们指责他分裂了国家、压制了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扫清通向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没有驾驭住这个庞然大物运行的速度，况且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则言辞更激烈、更尖锐。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的讨论别列韦日协议影响的"圆桌"会议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亚科夫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发言更像是起诉书："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拥护您担任领导人，是的，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过您，但是没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着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失去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抛弃了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强力部门的威信丧失殆尽。您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新思维'的同时，您拱手放弃了华沙条约，给国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闻所未闻的'异国'思想，从而破坏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集体精神财富。您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党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您以改革政党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调整了整个国家机构。您在清除建筑中破砖烂瓦的同时，也忘记考虑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个建筑的倒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败的结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就有这个可能。"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们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他们如今也开始指责说，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过错，戈尔巴乔夫欺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经暗中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的解体，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推到叶利钦、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领导的政府的身上。戈尔巴乔夫在波士顿出售自己回忆录时对美国的读者说："从本质上说，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曾以《别洛韦日五年后的成果与展望》为题进行过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鲜明立场，他说："我认为，许多人事后用一种貌似科学的论断将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改革的所有先决条件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呢？我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他们于1990年夏进人俄联邦政权后，推行破坏苏联路线，向法律宣战，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策划者的企图和叶利钦的计划，那么您会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当时回答说："那么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会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国听众的一片笑声。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的活动从动机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此后，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的发展和重新审议苏联历史中许多教条的、错误的评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成绩。但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却疏忽大意，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估计不足。他对产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考虑不周，他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权的问题，他不仅要保住苏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个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尽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尽管并不像他的反对派认为得那么严重。下面我将列举出我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 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 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没能正确把握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的确，扩大民主化进程和缓解冷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工资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粮食供应等问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新的领导人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实施其他改革提供先决条件。1989年国内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民意调查，其中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时，有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 30％的人认为是"农村及农业的复兴", 25％的人则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会"。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提出将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开展禁酒运动，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时反对"非劳动所得的收人"。众所周知，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优先发展目标，而依靠行政措施开展"合理生活方式"的运动除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之外，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局面，戈尔巴乔夫于1987~1988年期间将民主化、公开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但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因考虑不周即仓促上马的政治改革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末已成为民主批评的主要对象，从而大大动摇了其统治地位……。 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1989~1990年进行的各种辩论中，部分知识分子也建议戈尔巴乔夫调整工作重点，应更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物质需求相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人提出借鉴60~70年代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的经验，还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诸多经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应以改善、而不是恶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为此，在国家权力中不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来强制性的手段，党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经济改革应优先于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人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运动，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饮料的生产开始缓步上升。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营贸易的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的合作经营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饭店。允许自由买卖城市郊区的个人住房，城市住宅也开始实行私有化。取消了园圃和庄园经营中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郊区别墅建设规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合理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破坏性进程的发展速度甚至比建设性进程的发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对苏联经济贸然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破坏了所有以苏共为基础的政权体系。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建议他加快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这些人坚信，只要城市中实行的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或者农村中实行的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模式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任何基础，尤其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保守的党组织机构也不允许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首先应弱化党组织机构的无上权力，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拥有实权的新型权力制度。正如"改革设计者"之一的伊戈尔·克利亚姆金所说的："俄罗斯应进行民主化，以此来唤起社会的觉醒。而民主化进程应为改革者加强个人权力开辟道路，改革者的权力应从旧有的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当年安德烈·萨哈罗夫举着"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标语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而现在这个标语却用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类似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是苏共政治局、书记处和其他党组织机构对他的监督又使其喘不过气来，他的个人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受制于党内其他同志的影响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实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变选举制度、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常设机构，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纲要，这个纲要还成为此后实行的宪法改革的基础，而宪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苏联实行了总统制。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现实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和克利亚姆金推行的改革纲要，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国内已经形成的各种党组织机构，建立一种新的、甚至比苏共总书记权力更大的体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如果能够依靠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因此随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年后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现，苏联原有的党组织机构的影响和权力逐步削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影响和权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内的领导同志对戈尔巴乔夫支持民主化相当不满，新政权机构中的激进民主派又很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主义，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建立权威的政权中心。苏联总统的职位并不能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也不能保障政权的权威。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完全理解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他也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因此他没有把握通过全民投票来推选总统，他对自己能够获胜缺乏信心。在没有经过全民投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和在苏联人民代表中间的威信不断降低。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绝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人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匿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人困境。"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萨普雷金、特鲁什科夫和沙巴诺夫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和扎格拉金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人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人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人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 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 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人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二幕。"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 戈尔巴乔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还有一个对这种层次国家领导人来说最不应有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与自己身边的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他不愿听、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讲话，甚至干脆不给对方发言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邀请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但是一两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还不忘感谢对方的认真听讲。戈尔巴乔夫十分不愿听到负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来，苏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愿接受总书记的会见和听他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有些交谈者享有一定特权，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动家，然而就连他们在后来也对戈尔巴乔夫不善于听取意见给予了批评。比如，《星火》杂志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在1987~1988年间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常客，有一次他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科罗季奇回忆道："当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也很累了，现在想想，如果换了是在早晨，我未必会对他说那番话的：'您知道吗，现在许多人都对您有意见，您知道为什么吗？您自己不喝酒，还不允许别人喝酒；您既不给自己挂奖章，也不给别人挂。这些虽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还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碍老百姓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则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意见，我经常打电话。你知道吗，现在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饱满！可你说了些什么呀！'……"。 戈尔巴乔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独裁者，他在与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专制，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不了伟大的民主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主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游刃有余得多。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很难克制自己，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与反对派对话是不可能的"、"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等等。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极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过于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一位研究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心理学家别尔金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在为人处事方面犯下了许多惊人的、不可理解的错误，这是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明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才华横溢、忠心耿耿、善于独立思考的朋友，正是应该从这些人中寻求支持！但是嫉贤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经常与他争论，反对他，打破他的'无所不知'和'无上权力'的神话，那么这个人就将经常处于尴尬和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与别人分享成功和喜悦。这种内心的非理性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也导致产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误。否则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 错失良机和不尽职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在其担任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始，这是谈话和构想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候。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投人到实际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于1987~1988年开始实行，但是改革进行得很仓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破坏作用。这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工作得很紧张，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后却总不能善始善终。到了1989年下半年，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已经进攻转为防守了，在几个月之后，又由防守转为撤退了。无论是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还是对于西方的压制，戈尔巴乔夫都全线撤退了。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许激进派占据俄联邦权力机构的重要位置，而对于西方，他则无条件地放弃了苏联在东欧和德国原有的统治地位。一位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写道："他在我们的脚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退让。"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以后，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向我约写一篇《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百天》的文章，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比较，后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确，我比其他人更加关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动，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这段时期的表现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访了乌拉尔地区，而该地区一直是叶利钦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各地进行了多次讲演，每次讲话都冗长琐细，但其中的内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论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实现"向市场飞跃"的号召。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制度法规方面的协调配合而贸然转向市场经济，那么这将导致约1500万~2000万人失业。戈尔巴乔夫又撤回原来的意见，他在叶卡捷琳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休克疗法"的传言是不属实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决定将在年底通过，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但是没有签署任何重大的协议，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截至1990年年中，苏联外债高达到400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巨额外债不知被用到了何处。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的100天内，他没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没有签署任何值得历史学家记载的命令。苏联总统在这些天签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命令了，这个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和瓦连京·拉斯普京两位作家。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年底便改为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同样没有任何作为。当然，在这几个月国内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都不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相反许多事件是针对他而进行的。自1990年1月开始，苏联国内经常进行社会民意调查，统计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并绘制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为：戈尔巴乔夫一54%，雷日科夫一38%，叶利钦一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回答："您认为在我国哪位政治活动家最具威信？"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认为是叶利钦。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则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则上升到40％。我后来拒绝了关于撰写苏联总统一百天的约稿，但是我却阅读了许多西方报刊中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漩涡中","当困难变得越来越棘手时，而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毫无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权力"，"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既不能领导党，也不能领导控制经济","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失败，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失败"，"苏联总统的权力高高在上，但却不可能将制度实施到农场和工厂"。这些都是1990年6月间西方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比喻为"哈哈镜王国"，可见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让仍在继续，其政治上的溃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苏联总统制会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同消亡。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承认说，在1990~1991年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也就是按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精神去做，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做。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辩论时，戈尔巴乔夫对那些批评者反驳道："许多人说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说我没有在应该动武的时候使用武力，老实说，这些批评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责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断性的首先是那些借助公开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武力而使他们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辩论，也就没有形式上的改革，稳定、保持国家地位的逻辑与改革冲动重要性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险的事情，但我们是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压力之下改革的，这种压力将我们推向苏联制度的民主化。你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承担改革和民主化风险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前进。改革者并不需要感谢。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还包括：社会变革应以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进行。我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经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来确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是为忠实于我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戈尔巴乔夫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令人认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历史中的许多具体事实，以及他在极权制度下争取社会民主的原则。当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严厉地指责他。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应该采取措施铲除这些弊病，只有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担起了改革苏联社会和国家机制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成就，他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层次。应该注意到，邓小平不仅自己表现出伟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质，而且他还善于依靠杰出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在40~50年代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艰难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60年代将这些人免去职务，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劳动，其中邓小平就曾当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这些干部在经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了。苏联1970~1985处于停滞和长老掌权时期，对干部队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现象仍在继续，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会有何作为呢。 5. 7 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权夺利几乎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体最后阶段的1991年，叶利钦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卫者，但他却没有很好地保护住委托给他的财产，而这个财产却是极其珍贵的，这就是政权、党和国家。人的生命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只是虚张声势，将手中的武器不时拿出来挥舞几下，但他却不敢使用它。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枪毙的危险的敌人。叶利钦是进攻的一方，但他当时并没有掌握任何兵权，完全是作为政治家在行动，而正是这位政治家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当时并不很清楚，斗争是为了什么、他最终将把这场斗争引向何方。 叶利钦从不否认他是别洛韦日协议的倡导者，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对苏联的问题和苏联的灭亡负有任何责任。他总是强调，在白俄罗斯维斯库利签署协议的各国领导人只是确认了苏联灭亡这个事实。按照叶利钦的说法，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当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叶利钦一直将苏联灭亡的责任推到"苏共的保守派"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同时，叶利钦从未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表示过遗憾和惋惜之情，对于他来说，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制并不值得他去捍卫和坚持。叶利钦从不掩饰他对权力的欲望，而我认为这种欲望是非理性的，这也正是我始终反对叶利钦的原因，我自从在莫斯科市哈拉绍夫斯基区开展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活动以来就一直反对叶利钦。 叶利钦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在最初几年只限于苏共党内，在1986~1987年间，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反对利加乔夫和"保守派"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因此他尽管保留了叶利钦的高级领导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的地位，但是他仍对叶利钦说："我不会再让你参与到政治中来。"而叶利钦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来，这时新一轮的社会浪潮已风起云涌。但在1990年5~6月之前，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对抗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是限于苏维埃体系的内部。叶利钦按时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经常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当时还主管建设和建筑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叶利钦在领导跨地区议员团和民主纲领派的工作时，他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卢基扬诺夫，他们都没有对"叶利钦帮"及其本人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尽管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时，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1990年3月叶利钦进行了一次带有宣传色彩的欧洲之行，目的是介绍自己所写《叶利钦的自白》一书，该书于1989年在苏联出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叶利钦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六国。我5月份正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我在会见记者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叶利钦的："叶利钦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政治家？"西方社会在迎接叶利钦时并没有表现非常兴奋，而对于那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叶利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大多数西方政治家普遍认为，叶利钦是个过分粗鲁和不可预测的人，叶利钦在俄罗斯越来越高的威望使他们感到不安。有许多关于叶利钦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评性的，比如英国记者约翰·洛伊德这样写道："叶利钦的生平经历让人感到震惊，读过他的书会产生这样的忧虑：苏联不可能创造出政治阶级。叶利钦说自己反对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既看不到任何行动纲领、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对国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叶利钦的惟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对此问题他讲得很好。此外，叶利钦极力标榜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叶利钦未来很可能成为俄联邦总统，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将朝自己的对手反戈一击。苏联，至少是俄罗斯，可能迟早会有一天落人这个狡诈和虚荣的人的手中，此人对权力充满了无穷的欲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的简历并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有所好转。"约翰·洛伊德发表这番悲观的推想的时候，叶利钦还只是苏联和俄联邦的人民代表，还只是国家反对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俄联邦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观察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对叶利钦的政治动向也表现出关注与担忧，1990年5~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写道："很难说清叶利钦属于哪类人，自尊心极强的他在其拥护者眼中是苏联富有活力、果断、正直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傲慢自大、不可预测、善于蛊惑人心，是苏联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却迎合了苏联绝大多数老百姓渴望强人领导的心理需求。叶利钦的立场经常变幻不定，相互矛盾。"如果1990年初苏联国内没有形成民主反对派，那么叶利钦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如果这支反对派不是由像叶利钦这样的坚强果断和富有声望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也不可能与已经衰弱的苏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对派在我国与其说是运动，还不如说是只在实行公开政策条件下产生的潮流和趋势，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组织和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领导的"民主联盟党"和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担任名誉主席的"纪念协会"。1989年春，民主运动依靠独立的苏联人民代表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人占整个苏联人民代表总数的不到10%，他们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基层，而是一些党的中层干部、大学教授、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尔布利斯、阿法纳西耶夫、雷诺夫、切尔尼琴科、卡里亚金、穆拉舍夫、鲁缅采夫、斯坦克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科罗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无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为的政党。民主反对派在1990年的选举运动中依靠200~300名俄联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科夫、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沙赫赖、菲拉托夫、亚库宁和谢科奇欣，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凭个人的力量、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治和知识才能远远不够。奥列格·波普佐夫曾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尔巴乔夫60岁时，波普佐夫在总结六年改革成果时指出："应是抛开幻想的时候了，1989年没有任何一位民主派进人国家领导层，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尽管在国家政界的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几位精明强干、学识渊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国还屈指可数。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也发生过，按照最精确的统计，具有民主倾向的代表还不超过33%，但这却已让许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胜利了！'他们错了，并没有胜利，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刚刚出现。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喜欢夸大其词，中国有句俗语：'一口吃不下个胖子'。戈尔巴乔夫摧毁了国家的政权体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会力量用政治攻击在此摧毁过程中推波助澜。 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为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时代，超级激进分子将'天鹅绒革命'的支持者赶下了政治舞台，并将民主思想作为情绪体现出来，然而情绪是一种不可预知的东西。"正是这种建立在激进情绪基础上的、而并非建立在现实的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共和整个苏联！ 苏联在1991年的状况与沙皇俄国在1917年时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国家政权落在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几个势力更小的民主党派人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影响很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时根本没考虑过夺取政权。后来一些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从流放地或国外相继返回，巩固了其影响和势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处于激进的孟什维克党的下风。1917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仅仅得到了超过10％的席位。有两件事情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起义，它使临时政府陷人混乱状态，并增强了人民群众进行根本改革的意识；另外就是列宁的强大号召力，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并使其坚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夺取国家政权。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叛乱起到了科尔尼洛夫起义的作用，叶利钦担当了列宁当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号召力的叶利钦领导这支势单力薄、人心涣散的政治力量，那么民主派也不可能于1991年秋掌握了国家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时其支持者曾建议由他自己领导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将苏共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少数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守多数派。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敢走这一步，因为他有许多顾虑。然而，就算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这样做的话，那么民主反对派领导人也不会是他，而只会是叶利钦。在相对自由地竞争民主派领袖的情况下，甚至连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会比戈尔巴乔夫更强、更有威望。戈尔巴乔夫可以领导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机构和政党，但却不具备人民领袖所应有的素质、能力和修养，叶利钦在1991年却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后来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过他的演技越来越糟糕。 5. 8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回顾1991年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作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其外表的强大和摧毁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间是如此的矛盾。苏联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历史性的挑战，它是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它是新的社会体制，苏联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样规模的力量才能使苏联遭受重创。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只有稳固和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验并取得胜利。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而灭亡的，但是这简直不能与1941~1942年苏联所遭受的损失和失败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由规模不大的政党发起和完成的，绝大多数观察家当时一致认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很快就会崩溃。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举世震惊，他们不仅取得了革命的凯旋性胜利，而且在如此广阔的国家内几乎全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并在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击败了敌军。在以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起稳固而集中的经济体系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不仅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而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开始发展核工业。还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联盟，它们控制着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基地。 截至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近2000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苏联是在被摧毁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权、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惟一政党―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苏共的专政是强硬的，国家自建立之初便经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识形态的魅力吸引了多数苏共党员和广大群众，他们信仰这种学说。 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则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还需要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后的劫难，不是指上帝和灵魂的不朽，它宣扬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富足，它要消灭战争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的力量，这两者构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主要基础，而倡导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共产党则是这个国家的承重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此问题都曾经极为明确地进行了阐述。证明共产主义学说正确性的主要两个论据是：一个是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另一个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这反映在许多革命口号中，例如"土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21年，如果列宁当时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对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进行相应的修改，那么任何专政制度都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灭亡。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改善，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国家开始迅速前进，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苏共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权威也与日俱增。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农民中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而其余的农民则被强制性地组建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和活动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集体化过程中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占据优势，所以许多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①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几乎被彻底肃清了，在党内铲除和禁止一切反对派。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怖镇压行动扩大到针对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修改，但这次却不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而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国家经济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带有军事动员的成分。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5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迅速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时期。1951~1960年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 . 5倍，而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0％一50％。苏共的意识形态学说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写人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是对这一方针进行了修改。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苏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少量让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 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放慢。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不善于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开始明显落后。与此同时，国家的军事支出却不断攀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权试图通过不断的、虽然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来平息民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停滞状态，这降低了苏共正统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苏联在60~70年代保留了极权主义的很多特点和官本位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始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 ①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生义分子。--译者注 5.9 几点补充看 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后，苏联作为新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中的高度中央集权也是出自这种思想理论，列宁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政权体制。企业全面彻底的国有化和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早就写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化、多党制、新闻自由的批判也同样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已经形成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解体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国家体系和经济模式的瓦解。如果苏共在1928~1933年不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复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许进行得更平稳、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这种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蕴涵着科学的元素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它不仅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追求。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类有限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保障了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而这些愿望在苏联都未完成，苏联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质需求更为贫乏、更为不足。这甚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内都引起了不满，这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可以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也出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革体制，与建立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新的观念和体系相比，打破过去陈旧的教条、模式和观念的过程要快得多。在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箱和柜子中。对于阿富汗战争、1939年签署的秘密条约、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等问题，以及过去年代的其他众多事件和决议，人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戈尔巴乔夫不知如何向全国及整个世界解释1940年在卡廷森林枪毙波兰军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释苏联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和行动呢？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苏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权力的基础之上。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而此时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是论据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宪法第六条之后，苏共仍无法控制国家政权。苏共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 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诊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人了困境。 在苏联不仅有执政的共产党，还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经济管理部门、通讯和信息部门、强力系统、外交部门等等，所有这些系统担负着管理国家的事务、社会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然而这些机构之间都是通过党组织机关来进行相互联系和协调的，党组织机关具有监督和最终决定的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党委书记制度，这类似于国内战争期间红军中建立的政委制度。当然，各部委可以在没有苏共的干预下管理自己的部门，但这指的是只是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所有原则性决定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出版社可以不经过电话请示或者苏共中央的批准而发行书刊，但印刷厂有权拒绝印刷那些未经新闻检察官盖章的手稿，而新闻检察官则隶属于党的各级机关。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意识形态和党在苏联社会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简直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的，其中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不解："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来说，苏共都是多余的，但是无所作为的苏共却在领导着所有这些部门的工作。"这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运转不可能没有政治领导和社会监控，但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的政治领导更多的是阻碍了、而不是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但苏联在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方面却相对落后。70年代，仍保留原来粗放经营特征的苏联经济开始放缓。苏联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与西方的明显差距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优势正是体现在能够组织高效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加速苏联经济发展只能改造其原有的科技基础。从表面的教条主义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加速发展"和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口号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党和国家已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失去了耐心，因为国家许诺的1980年之前实现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兑现。 苏联将理性的军备和国防政策转变为60年代对北约和中国的军事战略对等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近15年的时间，俄共一些思想家至今都认为这是苏联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然而事实上这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于生产军事技术。苏联没有经受住疯狂的军备竞赛并最终败下阵来，戈尔巴乔夫为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苏联高度军事化的体制转变过来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无能为力的。 一些人只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其缺陷和不足，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此事。苏联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的国家，苏共纲领中规定的许多目标和任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但是这些目标和任务却因为苏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不正确的、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而最终无法实现，这些手段不仅站污了这些目标，而且使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在难以对世界局势以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做出解释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对外孤立的政策和镇压异己思想的方针。党的肌体看似强壮，但却已经丧失了免疫力苏联能够抵御各种外来的入侵，但却无法对付传染病。70年代国内出现的各种疾病已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力量，80年代危机对于党和国家的肌体来说更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使用武力固然可以延缓苏联生存的时间，但却会使苏联的疾病更加危险。与实行新的紧急状态和新的极权制度相比，苏联的和平演变可能是痛苦更小的解决办法。 苏联和苏共的土崩瓦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没有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便是苏联并非是完全彻底的覆灭，苏联时期的许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文化领域，仍然存在于独联体和后苏联时代的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些经验是否会被合理地运用呢？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